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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人与皇帝的矛盾并非突然出现,而是酝酿已久。
严格来说,从董仲舒改造儒学,使儒学登上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,儒学与皇权之间就有着天然的冲突。孝武帝看似推崇儒术,实则用的还是法术,不过是用儒术修饰而已。到了孝宣帝,更是明言汉家自有法度,霸道、王道兼用,不可能纯任儒术。
儒门当然不肯罢休,不断反抗,最后的结果就是王莽篡汉。
王莽败亡了,儒门却没有完全败。
光武复兴,鉴于儒门影响之大,实际上继承了不少王莽的政策,儒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。在前朝时势大的地方豪强渐渐服膺儒学,成了儒化的士族,其中的精英则成了世家。
汝南袁氏、弘农杨氏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细数本朝的世家、大族,大多都有儒学传承,已经不是纯粹的豪强。
儒门影响越来越大,必然会引起皇权的警惕。本朝前期,外戚掌权。儒门锲而不舍,潜移默化,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,将原本是军功勋贵的外戚变成了具有儒学素养的外戚,儒门与外戚渐有合流之势。
窦武就是儒门寄予厚望的大将军,而马融则成为外戚中的一代儒宗。
但孝桓帝重用宦官打断了这一趋势,将儒门循序渐进的希望砸得粉碎。渐进温和的方式难以实施,儒门也渐渐失去了耐心,越发偏激,最终随着窦武、陈蕃被杀,矛盾激化,引发第二次党锢。
至此,儒门中激进的那一部分被称为党人,与皇帝走向了彻底对立。
从建宁二年(168)到中平元年(184),这次党锢持续十七年。如果从第一次党锢算起,就是十九年。
十九年中,无数儒门中人遭到禁锢,不得出仕,对儒门的打击很大,对朝廷的打击同样致命。
党人被禁锢的十九年,正是宦官势力扩张最快的十九年。
虽然还有不少儒门中人站在朝堂上,与宦官坚持不懈的斗争。但他们本身就偏向保守,对皇帝有所忌惮,面对不择手段的宦官,他们节节败退,溃不成军。
相比之下,倒是被禁锢的党人不屈不挠,积蓄了不俗的力量,最终打破了禁锢,重新登上朝堂,并掌握了力量,将宦官赶尽杀绝。
现在回头反思,党人肯定是有责任的,具体表现就是冲动,过于理想化,在遭遇挫折时容易走极端,最终走到了废立,甚至是改朝换代的一步。
但平心而论,废立有之,改朝换代则不是党人的本意。
王芬、陈逸等人企图劫持孝灵帝,立合肥侯为帝,绝无改朝换代之心。
袁绍身边有想改朝换代的人,但数量有限,绝大多数人还是倾心朝廷的。即使不说何颙、陈寔、荀爽等人,即使是田丰、郭图也没有要改朝换代的想法,他们都曾提议袁绍迎立天子。
所以,党人有错,但错的是手段,党人的动机没有问题。
“党人最大的失误,就在于缺乏陛下强调的务实。若能脚踏实地,积跬步以致千里,不致有今日之败。”荀或说完,一声长叹。“这不仅仅是党人的失误,而是整个儒门的先天不足。如今得陛下补完,实乃儒门之幸。”
刘协一直静静地听荀或讲述,没有插一句嘴。
看荀或说完,他倒了一杯水,推了过去。
荀或双手接过,递到嘴边。还没喝,在眼眶里忍了很久的两行热泪就涌了出来,滑入杯中,与碧绿的茶水混为一体。
儒门的历史,党人的苦难和挣扎,以及那些见不得人的阴谋,他都已经和盘托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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