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四章 攻防心理（八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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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，首先要确定一件事，即地球是个大致的球形，而不是长得跟个倭瓜似的。

是以，同等质量的白银，在欧洲和亚洲，重量是基本一样的。不存在在欧洲是一斤，跑到亚洲就变成两斤的情况。

第二个前提，是在伦敦、巴黎、彼得堡、哥德堡、加的斯、塞维利亚、德里、锡兰、松江、北京，都可以用白银作为货币。

在这两个前提下，大顺占据的爪哇的蔗糖生产成本，以白银计，略高于孟加拉，但绝对低于加勒比群岛，包括那些使用奴隶的岛屿。

之前爪哇的白糖成本，和孟加拉基本持平的前提，是甘蔗园园主和蔗部负责人，在自己的庄园内发行劣质铅币、发内部消费券、控制货物和日常用品在糖厂售卖。

伴随着大顺下南洋，这个“自行铸币”的大一统国家的原则性问题，自然是被取缔的，这也就造成了爪哇的白糖成本略高于孟加拉糖。

但是，依旧低于加勒比地区的白糖成本。

然而，是不是成本低，就一定会造成贸易价值？

显然不是。

因为，假设运爪哇的白糖去欧洲，那么需要在今年的正月起航，大约今年的八月份抵达欧洲。

而因为大顺和欧洲的贸易是畸形的，如果不把白银视作商品货物，而把白银视作货币，那么大顺和欧洲的贸易基本上可视作是单趟贸易。

八月份抵达欧洲，十二月份返航，大约在明年的六月份返回大顺。

整个贸易周期，为一年半。

这里面，假设英国的航海条例不存在、假设去了之后直接就能卖出去、假设没有被英国或者法国或者西班牙的缉私船抓到……等等、等等的假设，就假设整个过程，一帆风顺。

这里面，假设水手都是机器，一分钱不用花；假设船只不会遇到风浪，一点都不用修补；假设船上的货物没有任何损耗；假设全程的船员都不需要吃喝拉撒还要吃水果防止坏血病死亡。等等、等等。

那么，大顺现在国债的年平均收益率是8%、且有一定的朝廷耍赖不还钱或者还超发纸币的风险；《大顺律》规定的贷款最高利息，是年利率36%；在东北投资垦荒种黄豆去苏北贩卖做肥料的收益率大约是20%；在南洋垦荒种植靛草的年收益率大约是25%……

由此可知，一半年的贸易周期，即不考虑任何意外情况、风险情况、船员支出、假设运费为零。

那么，欧洲白糖和爪哇白糖的价格要相差多少，才会让资本选择不去装更赚钱的大黄瓷器丝绸香料，而失去选择白糖？

显然，加上那些风险，如果低于50%的周期性毛利润，也就是一年半的贸易周期毛利润，那么资本不会傻呵呵地往欧洲卖白糖的。

再低的话，去买国债好不好？去囤地收租好不好？去东北垦殖种黄豆好不好？

所以，考虑到这些，再想想东方棉布能顶着68%加4.5%合计72%的关税和奢侈品税，依旧让东印度公司销售到让笛福等人痛骂的状态，那东方棉布和欧洲棉布，此时的生产成本到底差多少？

是差72%这么简单吗？

在东亚的利息普遍高达10%以上的情况下——朝鲜国的青苗法还米制，理论上依旧是仁政善政——一年半的贸易周期，如果毛利润低于50%，干点啥不好？

所以，这就是此时大西洋上的贸易品，只有“大顺的”和“大顺能产但是运过来没竞争力”两种。

“巧合”，或者说并非巧合的是，大顺能产但运过来没有竞争力的商品，俄国、瑞典、法国、西班牙、荷兰、甚至土耳其，都能产。

这里面，是个简单的逻辑。

如果，英国的商品，便宜到足够碾压欧洲各国，那么英国为什么需要《航海条例》呢？

这个例子，在大顺也有类似的事。

即，海州的晒盐场。

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，不是刘钰在两淮实行的、行政上的盐政改革。

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，是刘钰在海州兴建的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扬卤设备——淮南的小盐户们，你们随便煮私盐，但凡你们用柴禾和芦苇草煮的私盐比海州大型晒盐场的盐还便宜，那就算刘钰的改革反动、遏制了生产力进步。

当海州因为生产力进步而生产的盐，在加了盐税还比淮南的煮私盐便宜时，自然也就没有了私盐的市场。

反过来，既是说，假如英国的生产力，强悍到足以形成对其余国家生产力碾压的地步，那么英国便无需坚持《航海条例》，相反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会试图废除《航海条例》，拥抱自由贸易。

而历史上，《航海条例》是哪一年废除的呢？

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一年，也就是1859年，正式废除了《航海条例》。

换句话说，19世纪50年代，英国凭借工业革命，正式完成了对其余国家的生产效率碾压。

同样的道理。

北美十三州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开始感到不满的？

1750年。从这一年开始，北美对英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。

重商主义，和《航海条例》，不再是保护北美十三州工业萌芽阶段的利器，而是成为英格兰资本家试图霸占产业链高端的工具——法律，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，由此可见，北美十三州的人并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。

而这一年，从唯物主义的史观去看，也就是老马说的“英国基本消灭了自耕农经济”的一年。

故而，实际上，很多问题，拨开迷雾，很简单。

既没有什么平凡伟大的民族性，也没有任何的神圣性，俗不可耐。

大顺这边的战略，恰恰是拨开了这些迷雾之后而制定的。

很多东西，不过也就是“逆练”的成果而已。

比如这一次在直布罗陀停靠的几艘商船，原本是跑日本贸易的。

因为刘钰知道，如果放开贸易管制，那么跑日本的商船，就到了拼航运成本、拼皮薄馅大的阶段了。

而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，即便对日贸易，增加足够的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——比如培养注册水手、比如强制要求采用大型远航重装商船——其利润，依旧高于买地囤地收租。

是故，可知，在贸易管制的情况下，即便增加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，其利润回报率依旧可以促进中日贸易繁荣。

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如果放开贸易管制，哪个资本家会选择对日贸易的时候，用昂贵的柚木做龙骨、用桧木和橡木做甲板船身、去个日本琉球为什么需要商船随时可以改装成可以装备16门重炮？

为什么不去造更廉价的福船沙船？为什么不学荷兰造皮薄馅大的马车夫商船？为什么要为海军培养实习水手海军一毛补助都不给？

我这么做。

别人不这么做。

是我会破产？还是上天能大发慈悲觉得我为国计长远让我发大财，叫那些皮薄馅大的破产？

从自由贸易的角度看，大顺对日贸易的管控，比满清有段时间对日贸易的政策都落后，甚至落后的多——专营、垄断、强制军事义务、高价强迫购买威海造船厂的标准化重装商船。

但这个落后的结果，就是二十年后，当大顺需要干涉欧洲事务的时候。

大顺可以从东洋贸易公司，征调30艘左右的重装商船，和大量的注册后的水手，毫无滞涩地开往欧洲。

就像是中国以市场经济和国内消费大市场，把火药用在烟花爆竹上，塑造了几个知名的鞭炮产地；而欧洲则用贵族投资、政府干涉、给伽利略、拉瓦锡等额外补助金的手段，逆市场而动，去研究弹道、火药配比、化学。

完美的世界之下，大顺、哪怕大明的商品，都能把欧洲消费品的屎打出来。奈何，世界并不是完美的理性人真正的无干涉市场。

相反，英、法等国，相继在1720年左右出台了严苛的关税法令和行政保护工业法令。

所以也就造就了这种非常啼笑皆非的局面：大顺以非常落后的专营贸易管制，打造了一支可以干涉欧洲事务的舰队，并且很可能靠这种反动管制打造的舰队，来塑造真正的世界市场和自由贸易……

而如果大顺一开始就拥抱自由贸易，那么大顺的商人，连马六甲都出不去，会在南洋被荷兰打出屎来，扣押商船、强制降价——奥斯坦德茶叶事件，已经证明过了，大顺的商船在巴达维亚被扣押了大半年，强逼降价。

故而，这些原本应该只是福船沙船、但现在却是军舰造船厂出品的标准重装商船的、原本隶属于东洋贸易公司的商船。

在抵达了大西洋之后，除了“正常”的贸易之外，还干了很多事。

抢劫英国商船，为了自由贸易。

走私法国蜜糖去北美，为了自由贸易。

炮击巴巴多斯，为了自由贸易。

偷运北美牛马去瓜德罗普，为了自由贸易。

从英国海军那买通行证去北美送货，为了自由贸易。

总之，至少，在“大义”上，大顺的这些武装商船和巡航舰，还是站得住的。

而这背后，则造成了两个结果。

其一：

大顺的水手们，赚的盆满钵满，鉴于他们抢劫的货物不是东家的，而是归他们分配。

所以，一方面，他们把蜜糖、甘蔗酒、呢绒、谷物等一些抢来的战利品，低价售卖给了直布罗陀的大顺军队。

另一方面，不少人，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决定回家后不干这狗都不当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赚钱的水手了，可能会去扶桑或者南大洋买地垦殖，极大的促进了人类总生产力的发展。

而原本这些钱，会被英国商人去干三角贸易，运送黑奴去北美和加勒比、南美等，导致非洲的青壮年人口流失，极大地损害了非洲生产力的发展。

其二：

威廉·皮特的“战争和贸易两不误”的战略，彻底破产。

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失去了西非市场和印度波斯，濒临崩溃。

30万英国家庭，要求政府给个说法：当初忽悠买的国债，怎么还？

北美的走私集团，迅速和大顺这边接洽，甩开荷兰中间商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极大地改善了北美人民的生活，茶叶降价、棉布降价。

英国西印度商会，损失惨重，希望政府能够把海峡决战的海军，抽调出来护航西印度，否则他们就要兑付国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