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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嫌自己的统治太稳固了?嫌皇权王权太扎实了?嫌皇权的神圣性太神圣了,生怕别人戳不破这层窗户纸?

而现在,还得加上个傻吊一般的大顺李家,居然真拿着陈亮那一套“绩效评分制”作为道统学说,而且居然没有在稳定期完成转型回朱子学。

此时只说法国,因为东学西渐的因素,这件事导致了走向了一个让王权非常蛋疼的路线。

这里的东学西渐,指的不是伏尔泰,而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那群人。

重农学派的这群人的理论刊物,杜邦编写的《重农主义,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》,直接把出版地,写成:本书在北京出版。

颇有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意思,写这本书在京城出版,就是在提振他们学派的权威性和神圣性。

他们学派的核心思想,就是:只收农业税,取缔所有的工商税、关税、商业税等等。

实际上,学派本身,是为了和重商主义、法国的统制经济做斗争。

其理论基础是: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,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出新的财富。

工业和商业,实际上并不增加财富。

所有增加的财富,都是自然力参与农业生产的结果,是自然的恩赐。

纯产品是土地耕种者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,只有农业才能让财富增值。

工业只是将农业提供的原料进行加工,改变其物质形式。

比如你把棉花纺织成纱、布,增加了什么?啥也没增加啊,只是改变了棉花的形态,怎么能算财富增加了呢?

唯独农业不同,你把种子种进地里,伟大的自然,雨水、阳光,会让这一颗种子变十颗,这是真真正正增加了地球上的财富总和……

暂不提这个学说中的最基本的物理、化学上的漏洞,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一套学说肯定要被抛弃。

但这套学说,在法国现在是显学。

其理论推出的理性结论,就是只应该收土地税,而任何对工商业收税的行为,实际上都是把压力转嫁到土地所有者身上。

而土地所有者的土地,是唯一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向,那你把压力加在财富增加的唯一手段上,那不是阻碍社会财富总和的增加吗?

比如说,你收盐税。

那地主要不要吃盐?地主的雇工要不要吃盐?雇工吃的盐,是地主给的钱。而地主的钱,又是哪里来的呢?是种子经过自然伟力后增值的结果。

那么,你对盐征税,不就等于降低了地主对土地的资本投入了吗?

那么这不就影响到社会财富的增加了吗?

由此,可以推出,不管是对啥征税,最终的赋税,都要由土地所有者所承担。而最终,也将影响对土地的投入,少了投入,就少了产出,而土地又是他们学派认为唯一“创造”价值的手段。

所以,最合理的税收模式,就是只对土地征税,取消任何形式的工商税。

这套在刘钰看来纯粹扯犊子的学说,在法国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应。

因为,法国有特权阶级。

法国的特权阶层,有大量土地。

法国的特权阶层,有税收优免。

而只针对土地收税的这套学说,自然也就意味着,土地越多,交的税越多,也就是和反对法国的特权阶层这个社会现实融合在了一起。

法王一看,哎,这个学说好,尤其是那句“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;百姓不足,君孰与足”,很有道理啊。

于是法王还专门学中国,在春天的时候,亲自扶犁,亲耕籍田,以为王国表率。

然后,就出事了。

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,在配合上启蒙主义的传播。

实际上,一部分特权阶层、贵族阶层,以及大量的第三等级中的富裕阶层,都向国王请愿。

希望国王“按照土地多寡,征收全国统一的土地税”。

听起来,好像是个好事,对国王的财政大有裨益。

但是,事情是一个事情,法理上就出问题了。

“我们支持全国统一土地税的原因,是出于人的平等,而不是因为国库的钱不够用了。”

“客观上,实行全国统一的土地税,将增加国库收入。”

“主观上,我们必须说清楚,我们不是因为国库没钱,而同意全国统一土地税的。”

“我们是出于人的平等这个概念,提出的全国按照土地统一征税的请愿。”

“我们甚至支持废除征税豁免权、支持取缔免税权、财政特权。但我们必须重申,我们支持,不是因为国库缺钱,财政没钱了,而是出于人的平等的理念来要求废除这一切特权,并且按照土地多寡来收税。”

“只不过,我们对平等的支持,恰好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而已。”

“你不要以为,我们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同意统一征税的。”

整场事件中,最有意思的,还是巴黎的高等法院。

如果代入到前朝的衮衮诸公,或者历朝历代的士大夫,他们和巴黎高等法院的那群人的历史意义,是一样的。

或许,他们是出于自身的利益、自私的想法、士大夫特权的自利。

但他们都在对抗绝对的皇权和王权上,充当了“历史不自觉的工具”。

巴黎高等法院为了维系贵族的利益,挖出来了法国古老的绝对王权时代之前的宪章,来对抗王权。

士大夫们为了维系自身的利益,挖出来了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和天子理论,来对抗皇权。

而什么叫“历史不自觉的工具”。

比如大顺皇帝,并不想通过铁路来改善百姓的生活,只是为了方便镇压和维系旧的统治,但他还是决定修一条铁路。

比如大顺的资本,并不想为爪哇人民谋福利,但为了方便运输稻米靛草和香料,还是加强了爪哇了基础建设,修了运河、道路、甚至学堂。

比如大顺的东北开发,投资者并不想为失地百姓谋活路,但为了黄豆柞蚕高粱米的利润,将原本荒芜的东北地区,开发了起来,使得上百万松苏的失地、失业、失盐的百姓,活了下来。

面对绝对王权和皇权时候。

法国没有一个机构,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,向君主提出想法,于是只能借助高等法院这个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机构,去和君主争论。

大顺大明也没有一个机构,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,想君主提出想法。于是只能借助朝臣士大夫这个特权阶层群体,去和君主争论。

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,都已不重要。

重要的,是他们的这些举动,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,不断瓦解着王权和皇权的神圣性。

而旧制度,不管是法国的,还是大顺的,旧制度本身塑造了皇权和王权,也塑造了特权阶层。

旧制度本身的存在,缔造了王权和特权阶层,又是财政问题无解的根源。

想要解决,也只剩下解决掉旧制度本身这一条路。

最终,特权阶层和国王,一起烟消云散。

或许,中国的故事,也是这样。最终,代表着特权阶层的士大夫、军事贵族,也会和皇帝一起,烟消云散。

只是,有早有晚。

毕竟,大顺现在看似烈火烹油、繁华卓锦,财政暂时看来没问题,欣欣向荣,勃勃生机。

而法国,在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,并且路易十五自以为聪明,玩了这么一出,想要借舆论制衡特权阶层以征税,结果玩砸了。

当请愿书堆积如山的时候,路易十五自己也慌了。

他知道,再这么搞下去,要出大事了。

可,仗已经打起来了,英国占据优势,这时候和谈,英国会答应吗?当然不会。由不得他,

财政问题的讨论,还能继续讨论吗?不能。再讨论下去,就洪水滔天了。

所以,他只能选择,孤注一掷。

要么,集中所有的机动兵力,在汉诺威拼死一搏,捏住英王的卵儿蛋,体面和谈退场。

要么,集中所有的海军,在海峡拼死一搏,送两万士兵和斯图亚特家族的小王位觊觎者,登陆苏格兰。

大顺使节团不急,就等着这场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失败,再去要价。

没错,中法之间算是传统盟友,但在此之前,法军的印度舰队只能回毛里求斯修船补给。哪怕整个南亚东南亚最完备的海军补给基地,就在大顺控制的马六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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