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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旱魃杀五谷,客米千钱仅一斗。

有饭柳作齑,无饭柳作糜。

丈夫失纤因病死,妇食老姑兼乳儿。

春风飘飘柳已深,枝叶老梗伤人心。

临清最起码还剩了八万人,最起码还有个州城、府县的底子。

而另一个漕运重镇,张秋……

《张秋志》的最后一段,是这样写的:

昔者漕运重镇,夹河而城,襟带济汶,控接海岱,输贡咽喉,南北要地。五方商贾辐凑,三邑物阜齿繁。自兴国公行海运,始而萧条,继而凋零,不啻迅风之扫秋叶。廿年间,城廓是而风景非。

夫志也,一郡一邑之史也。张秋无郡之名、非县之邑,而有其史,可谓兴矣!

自行海运后,张秋再无其史,此张秋之绝笔。

愣生生把一个繁华大镇,弄到绝望,弄到士绅写下了“张秋之绝笔”这样的词,作为张秋志的最后一句话。

临清还剩下的八万人,是因为漕运被废了之后,但运河凑合着还能用,多少还能有些贸易。

但也仅限于此了。

一旦黄河再从山东过境,仅存的几个还能支撑的运河城市,全都得死。临清的那八万人,可能也就能剩下三万。

当然,也不能说,这些事都怪到刘钰行海运上,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。

首先一点,就是之前的山东漕运区,一切配置、水利工程,都不是围绕着灌溉、发展农业生产来的。

而是山东有漕州县虽多临近运河,但农业水利资源却极其匮乏,仅有的汶、泗诸水,泰、沂、滕诸泉也被纳入漕运体系之中。

在不能满足运河充足水源的情况下,地方州县是无权使用这些河道或泉源的。

这个问题,从明中期开始,就已经频频成为问题。

保漕运为第一优先级,为此甚至是默许黄河向南决口的。沿途的河流,都要为漕运补水。

而漕运的时间,又基本上和灌溉期重合——等到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,那时候不缺水,但他妈的运河水也大,又要往外排水——这就导致了旱天要用水的时候,用不了;雨季不要水的时候,往外排。

听起来,刘钰行海运,解决了漕运问题,应该是个好事。

但问题在于,数百年间,频繁的水利工程,都是围绕着漕运来的,已经基本把原本的灌溉体系给破坏了。

漕运本身带来的工商业,养活了一定的人口。而且漕米可以稳定米价。

废掉漕运,是个系统工程,因为“非废运河,无以治黄”是废漕运的一个重要理由。

即便不解决黄河可能决口的问题。

只说之前漕运带来的诸多水利工程的反农业性质,这些数百年积累的坑,不是说废掉运河就一下子解决了的。

这是一个方面。

另一个方面,废掉运河,大量的人失业。

本身,运河区就是闻香教、白莲教、青莲教这些教派的重要传播地。各式各样的变种,层出不穷。

废运河之后,鲁西北、鲁西南地区,至少发生了六七次成规模的起义。

战乱,起义、厮杀,围剿,这又是一波破坏。

最后,就是一些决定性的、根本性的因素。

山东除却这几年发展较好的沿海莱登地区——除了控制着对朝鲜的贸易、海军基地、新学兴起外,还有可以通过海路闯关东——刨除掉这两个地区,山东一共也就大约7500万亩的耕地。

在取消了人头税,或者叫把人头税夹在土地里只能算是朝三暮四不算取消后,隐匿人口已无必要。

统计之后,山东人口已经破2200万了。

2200万人,7500万亩耕地——以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,鲁西南、鲁西北地区的复种、套种、两年三熟率,也只有30%——实际上,山东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大问题了。

此时的生产力水平,就这个样了。

之前的大规模水利工程,都是围着运河、漕运、盐运打转的。

平准亩产是多少?算上复种率,其实顶天说,也就200斤,甚至可能也就170来斤。

人均三亩半地,要是真正达成了均田,刨除掉平均每年6个县受灾的现实,也就是人均600斤粮食。

听起来,好像还行。

但现实不是均田的,不能真的去算“平均粮食占有量”的,平均不了。

现实也不是没有灾荒的。

现实也不是没有贪官污吏的。

现实也不是没有佃户要交租子的。

现实也不是商人不趁着交税的时候压粮食价格的。

后世的人,吃着大量的油脂、鸡蛋、奶、肉、感觉一天一斤粮食,够吃了。

这年月,干活的老百姓,你给他一天两斤粮食,他也就混个七八分饱。

况且,这些土地是不是全都种粮食呢?

有没有种经济作物的?种棉花的?种花生的?种枣子的?实际上,还是很多的。

没有土地,就得冲向那些原本不适合作为耕地的地方,而这,又进一步破坏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结构,旱涝频发。

除此之外,经过在山东的一些统计数据,刨除掉青岛、威海等这样的奇葩城市,这些奇葩城市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80比100,但很正常,证明去做工的多。刨除掉他们后,很多地方的男女比例,也达到了110比100,甚至130比100的情况。

种种以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,促成了很多的问题。

但所有这些问题,都比不上刘钰现在提出的话外之音。

他要让黄河走山东!

这等于是直接往火药桶里扔火炭。

黄河对于绝大多数百姓而言,就此时的生产力水平,都意味着灾难。

没有省份,愿意让黄河经过自己家门口。

从开封往下的河段,没有人愿意。

不干,黄河就不决口了吗?

当然不是。

不干的话,黄河决口,是没有河道的。南边历经600年,已经被抬的太高了,已经不可能走南边了。

而没有河道的黄河,要自己漫灌,自己找河道。这个过程,可能要五年、十年。

甚至可以说,能让山东的人口,直接变成负增长。

但如同后世那个“氦闪”的故事。

当黄河决口之后再去赈灾,那是行善。

而在黄河决口之前,就去盘黄河,搞无人区河道,那就是作恶。

这个事儿,皇帝可以办,但皇帝不想办。

因为皇帝只要不傻,就不会干这件事,成本高不说,而且收益低。

远比黄河决口之后再解决,成本要高、收益也低。

大臣若要办,但凡朝中有党、有派系,就没人会做这件事。

这等于是自己往身上抹屎。

官小了,做不了。
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,而是一个涉及三省、波及上千万人口的大事。

还要系统地考虑盐运、城市、迁民、镇压、工商、水利工程、灌溉、农业等等一系列的事。

官大了,不敢做。

这件事谁做,谁遗臭万年。

太子很聪明,要做事,选了汉口。因为太子要是敢干这件事,这个太子多半也当到头了。

刘钰没说要做,但他说他在枢密院已经闲的吊疼了,对印度和欧洲的战争,庙算已定了结局了,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。

所以皇帝才诧异。

不是诧异别的,是诧异刘钰为什么要这么做?

刨除掉为了百姓这个答案之后,皇帝只能认为,刘钰是绝望了想要政治自杀,或者说是困在轮回之悲中出不来了。

甚至,更像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举动:反正我也活不成,不如死前干点啥。

至少,皇帝是这么看的。

但实际上,除却最基本的原因外,刘钰只是感觉,当铁路修好和此时大顺的情况下,山东的农民起义、百姓反抗,都是白白送命,连为王前驱扰乱朝廷、直接崩溃朝政的可能都没有了。

因为运河、粮税、漕米等的改变,这里已然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了。

既如此,何必叫人将来白白牺牲?

如果不要白白牺牲,何不除了不叫人白白牺牲之外,再趁机干点啥,继续趁机打一打日后的经济基础?

至于说什么寻死、破罐破摔、负气自杀之类的想法,倒真是和刘钰一点不沾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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