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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变革的时代,很多东西都是前所未有的。
但皇帝觉得他多少能够看破这些表面的区别,读史依旧有用,只要别刻舟求剑,而是多去考虑当时的现实情况。
就像是读《盐铁论》之前,不可以不读《平准书》。
而读《平准书》之前,又不可不去读一读之前大顺征伐西域时候的“账本”, 理解一下什么叫【千里负担馈粮,率十余钟致一石】。
再去看看大顺下南洋的账本,为什么同样是万里远征,下南洋的成本就比去西域便宜的多。
在皇帝看来,大顺最缺的,其实就是“木牛流马”,一种高效的运输工具。
因为伴随着南洋和关东的开发,以及刘钰的“酿酒外贸日本卖米等蓄水池”策略, 实际上大顺能够控制的粮食产量, 实际上已经基本可以做到有灾就赈、不至饿殍的地步。
难度始终在于,怎么把天津港、松苏港的粮食,运过去。
困扰大顺的是物流问题。
这也就是当初刘钰在盐政改革时候说的,盐政问题想要最终解决,要么全国各地哪个省都靠海或者有井盐矿盐;要么就要有一种一个月内能从东海到西域的交通工具。
《平淮书》也好、《盐铁论》也罢,以此时皇帝的视角来看,都是在“千里负担馈粮,率十余钟致一石”这個现实前提下的解决方案。
因为千里送粮损耗巨大,所以中央财政才要有钱,有很多很多的钱和财富。
以此时大顺的视角来看,很多政策,都是围绕着这个物流的现实而存在的。
至于说专营之利什么的……皇帝整天羡慕英国的航海条例,和超高的茶糖专营收入, 以及一年上百万的东印度东方贸易品专营权收入。一个巴掌大点的小国,一年能收入两千万两,简直就是要好好学习的对象。
所以皇帝才支持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, 直接搞了川南和淮北两个大型的半工业化大盐场——英国也不产茶叶,但依旧属于在生产端收税, 因为茶叶可以算是“东印度公司生产”的,在生产端收税之后,剩下的就不收了;而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,本质上也是在生产端收税,盐是那些大晒盐场生产的,挤死低效手工业私盐,而且工厂越大越好,这方便在生产端征税,也方便一旦有事朝廷直接官营。
现在对大顺来说,专营之利有,粮食布匹也不缺,即便不进行全面的改革,那么要保证有灾荒的时候能够赈济,似乎就可以近乎无限期的续命。
因为,凡事如果只看明面的账本,是看不明白的。
比如前朝的农税,收的真的不多, 怎么就遍地烽火了?
比如漕米的600万石, 似乎也不是啥大负担, 可为啥弄的百姓困苦?
因为……600万石漕米,账本上只写了到账数,不会去算物流费用。算上物流费用,损耗,贪腐等,600变6000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——大顺之前默许漕运贪腐,因为保证漕米是第一要务,剩下的都好说。就像是默许黄河决口冲南边不要冲北边一样。
刘钰在松苏改革的最后几年,一直在忙着搞大基建。到处挖运河、修运河、开运河、通运河。
皇帝明白刘钰为什么这么看重基建,所以皇帝很明白,刘钰说的“不需要水的大运河”以及蒸汽版的“木牛流马”对大顺朝廷意味着什么。
如今世界上几个最强的国家里,英国选择了运河,到处修;法国选择了公路,到处修;大顺其实也只能选择铁路,到处修。
历史上,如果英国人修运河的时候,不要过于放任,有类似铁路一样的统一标准,以及一个整体规划,至少在英国本土,铁路这玩意儿要干过运河,可能还要等许多许多年。
大顺是没办法。
就北方这个情况,有脾气暴躁的母亲河,修运河就别想了;就黄土区和华北平原的黏土,下了雨,能把三两的鞋黏成三十斤的黄黏土,这时候修公路也是白扯。
在皇帝看来,那这“不用水的大运河”和人不罚马不嚼的“木牛流马”,简直就是天赐之物了。
如果修通了南北切割贯穿中原的铁路,400万石的粮食,运费就算消耗了七成,能有100万石抵达河南,那这简直就压根不用去考虑什么一里路一万两银子的天价,就算再加两万两,那也值。
皇帝不是怕人亡政息,而是怕太子按图索骥。心里压根没有啥清醒的认识,不知道变通。
有道,方可通万法。
当爹的说,要修路,于是就吭哧吭哧地修。
可在这个变化的时代,皇帝这二三十年就见了许多前所未见之物,要是日后遇到什么新情况,自己这个当爹的都没见过,不可能给出明确的指示该怎么办,那咋整?
不知道咋整,只能回去看古书,古书里的很多东西,只看其形,那不非要搞出来王莽改制那一套?
现在的情况,在皇帝看来,真不是想退一步就能退的了,大顺已经被改革绑架了。
大顺征伐日本,给大顺上的一课,就是海军可以快速兵团机动,始终保证一个以多打少的优势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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