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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“王宫”后厨安置铁锅,炒了三五个菜,“王大悦”,祭社稷,孟松麓以儒礼主之,进退有据,其部落之“卡胡纳(祭司)”有不悦之色。
其酋王嫡子,呵斥卡胡纳。
不日,王薨,新王继位,杀卡胡纳三人为人祭,问对孟松麓“富国强兵”事,孟松麓献策数条,王曰善,乃行。
先是按照颜李学派的设想与先秦制度结合,遴选青壮三百为武士。
各武士得田一井,另拨帕帕瓦考(奴隶)十,固于井田,专行耕种。
三百武士,脱产,由夏官大司马——原大顺陆战队釜山驻军退役上尉——操演火枪阵法。
两门大炮,则由小司马掌握,炮手也是一起来的人,并不交给本地人。
又选良田数百,归为王田,以小司空孟铁柱指挥帕帕瓦考,垦田耕种,豢养牛羊。
经年,军阵初成,粮食大丰。
冬,祭战神,出征,大胜,瓦胡岛遂归一统,又欲一统“已知之天下”。
孟松麓对曰,不可急,当缓。
于是兴新城、定官制、模礼乐、封土地、营仓廪、广积粮、练新军、定刑罚。
又收山泽之利,山之檀香、水之珍珠,皆与大顺商船贸易,交易铁犁、牛马、铁锅、船帆、火药,并收大顺纸币为积存。
当然,这些改革,并不是中央集权封建君主专制的最终形态,而是掺杂了大量的原始社会残余的一种过渡形态。
这种掺杂了大量残余的过渡形态,会持续很长时间。
孟松麓在这里水土很服,因为他的那一套东西,本来也是依托在春秋战国的生产力水平、甚至更往前的水平上的空想。
毕竟,《周礼》好像没出现过一个关键的东西:耕牛。
政治进程的发展,不可能跳脱循序渐进的合理形态,从而一蹴而就的实现。
国家作为一个客观的形态,绝对不是从外部强加的一种力量,而是社会发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——在大顺的人到来之前,这里已经出现了层次分明的阶级,并已经有了国家的雏形。
这种地方,原始而脆弱的生产力、稀薄而浅显的文化,注定使得他们在“国家”的政权构件上,自觉或者不自觉的,模仿或者借鉴外部世界的政治形态。
如果檀香山直接学大顺,必然只能是“形式优先、内容后补”,先把一个框架搭建起来,然后被资本冲击,被帆船联络,最终补足内容。
但,也正因为他们学不了大顺,所以复古派的孟松麓,在这里可以用一种与西方殖民影响下的传统瓦解截然不同的形式——儒生复古的形式和内容,在这里是进步,但又没进太多步,契合程度的比直接拉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,要顺滑的多。
当然,资本的力量是恐怖且伟大的。那是消解一切旧时代等级制度的利器,也是把传统毁灭拉进近现代的最强力量之一。
在之后不算漫长的岁月里,檀香山要做的,就是在大顺商业的影响下,在资本的注视下,在大约五六十年的时间里,快步走完旧时代瓦解的过程。
曾经的武士,成为拥有土地的种植地主;曾经的酋长,成为坐拥檀香利润的、以原始的劳役制得利的种植园主;曾经的贵族,成为拥有种植园出售粮食的农业资本家。
毕竟,这里没有自给自足的空间,一切贸易,只能也必然只能与大顺在北美的开拓息息相关,与大顺的檀香木贸易息息相关。
生产力的进步,会在这种制度的辅助下,一点点改变檀香山岛民的传统、婚姻、家庭观念。
这个过渡期,不会太长,最多也就五十年时间。
这五十年里,他们只能用大顺的历史、制度、投射自己的历史和制度,创造类似于华夏影子的传统神话故事。
但资本的力量,终有一天,会炸碎一切旧的传统。
这也就是刘钰对儒生还存有一丝希望的原因——当旧时代毁灭,需要有一群人,发明一个东西。
即,便近现代的、资本主义、近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伦理、道德,伪装成、或者装饰成民族的。
华夏的《周礼》,可以引导部落制的这群人,往前走,恰恰是因为《周礼》中所蕴含的封建时代的普遍性,而不是其中的特殊性。
同样的道理,大顺现在缺的,是一本新经。一本可以引导封建时代,跨向近现代的新经,并且这本新经,要蕴含近现代的普遍性,并把这种近现代的普遍性,伪造成或者装饰成民族的。
特殊性,是防御技能。
普遍性,是进攻技能。
马上要打一战,并且要奠定世界新格局的大顺,要在新时代狂点进攻技能,而不是带着神州陆沉的惨痛记忆,仍旧去点防御技能。
否则的话,可以这么说,就檀香山的诸多传统残余,在资本的冲击下,一旦诞生在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新教传进来,直接血崩。
除非孟松麓断绝一切对外交流,毁灭所有檀香树,并且美洲西海岸也永远不被开发,否则真顶不住——因为这里比大顺顽固的小农经济脆弱多了,资本和商业必然主导这里,诞生在资本主义发展期且充斥着资本主义伦理的新教,很危险。
危险之处不在于上帝之类的破玩意儿的特殊性,也不是宗教的落后性,而在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而被魔改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性的东西。
大顺当然可以凭借先发优势,塑造近代性和现代性,并向外输出。
但,需要一个载体——比如港剧的辉煌时代,靠的是先发优势下对现代生活的阐述,或者说借助了现代社会的普遍性,向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内地输出——大顺现在急需的,就是这么一个载体。
并把这种普遍性,伪装成民族的特殊性,向那些处在封建崩溃迈入近代的国家,展示民族的优越性,做寒夜里的灯塔。
这是儒学自救的唯一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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