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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套诱人犯罪手段,比起盐政和谋划了二十年的运河改革,简直是简陋至极,甚至连钓鱼都算不上了。
之前在松江府,田贞仪也还嘲笑过刘钰,说刘钰搞那种阳谋手段搞多了,简直不懂什么叫阴谋了。
而刘钰则笑嘲,说是田贞仪可能懂宫廷和朝堂,却根本不懂什么叫基层乡绅。
历史上曾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,满清的甘肃米案。这个案子倒是非常简单,以后世理解就是卖学历,一个想卖一个想买,窝到最后要不是因为苏菲派和哈乃斐派的冲突导致的平叛战争,发现年年报干旱的地方整天下雨行军困难,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案。
一个想买、一个想卖,可以理解缘何隐藏之深。但后续这位贪污犯在浙江的操作,就比较魔幻了,可谓“金融先驱”。
简易来说,就是想贪钱。但地方的钱太少,怎么办?
加杠杆。
用地方摊派,做利息,借乡绅的钱。然后问百姓收地方摊派,用摊派支付“年息”。这小杠杆一加,原本只能贪10块钱,现在就能贪50。
只要保证“税收”低于“利息”,那么就可以一直维持下去。同时又因在浙江,白银流入较多,贬值较快,是以撑了很久。
士绅放大额贷给官府,官府收穷鬼的钱做利息,当官的拿乡绅的本金挥霍,补亏空,士绅享受高回报率年金。如此循环,竟无一人举报,上面来查,则乡绅皆言本省并无亏空、官员善政,这种杠杆贷波及全省,外界却一无所知。
两个省,全省失声,官员无声,士绅也无声,竟无一人举报。这就是真实的基层。
而大顺的苏北,则更是一个特殊之地,乡绅早就完成了劣绅替代,好人早破产了。
是以对田贞仪的嘲弄,刘钰直接表示不是自己不懂诡计,而是田贞仪根本不懂基层乡绅。
真用那些复杂的算计,说不定他们还不上当呢。
就直接来直白一点的、简单一点的、粗暴一点的。
反正这些年苏北地区一直赈灾救灾,倒卖救灾品早就形成产业链了,现在只是将过去的产业链稍微升级一下,省去了“自己把克扣的粮食再换卖掉换成钱”的过程。
倒卖粮食多累啊,还得雇人运,直接卖票多简单方便?
刘钰也是急乡绅之所急、想乡绅之所想,服务到位。
诱乡绅干这种事,哪有想象中那么麻烦。从前朝开始的基层、胥吏和乡绅的狂欢,如今依旧。
是以当李管家回去后,将这一次的见闻告知了他家主人李乡绅之后,李乡绅立刻敏锐地捕捉到了发财的机会。
但这种事儿,怎么干,是有说法的。
好比别人只是在做饭的时候,克扣个十分之一,自己却直接弄个三分之一,这就容易出事。
但要是大家都这么干,那就没啥问题了。
而且这种事,也不是自己能办的。
刘钰让乡绅们承包,但一家乡绅能承包的力量有限,是以都是几家团在一起,选出一位总负责人。
比如有举人身份、或是家里老辈是当过官的致仕回乡的。
总之,就是总负责人,下辖七八个、十来个乡绅,大家合力一起承包一段,按照各自出的人头,将来算钱。
其实不少人此时都有些埋怨,要不是刘钰这几年搞南洋开发,从苏北这边运人下南洋,这一次挣得更多。人头多,将来分的钱就多。
如今欠下债的今年该下南洋的人,都被弄到了基础关键地干活去了。或是过河的交叉道、或是入海口、或是防潮堤等关键处。
这些人如今就不归这些乡绅管了,人头钱自然也拿不到了。
至于修淮河本身,各路乡绅心里也不好说支持,或者不支持。
这是个很复杂的情况,不能简单的水利就是好能概括的。
不修淮河,经常受灾,便有蠲免。蠲免的主要受益者……如今是按亩征税,人头税废掉了,那蠲免的主要受益者当然也是土地所有者。
但反过来说,修了淮河水利,土地好了,自己收的租子也多了。
然而再反过来说,水灾变水利,九等田成二等水浇田了,这税也上来了,朝廷肯定是要派人来清查田亩的。一清查田亩,很多躲开的税收就又找上来了。
总之,有好有坏。
但对修淮河这个任务,他们也知道轻重,既是承包了,那就得干完。干不完是要出大事的。这和关乎社稷无关,主要是刘钰之前说了,他只要河段,别的可以商量,河段不能完工,西域种麦子、南洋砍甘蔗,二选一。
而这,也就引出了这场贪腐克扣大案的基本逻辑:朝廷发的是米,百姓吃米和吃苞米面,对干活来说并无区别。
吃苞谷面、杂和面也死不了,也能干活,也能吃饱,也能完工。
正如皇帝叮嘱刘钰的逻辑:冬天的活干完,是第一优先级一样。
士绅也是一样的逻辑。
只要把活干完,剩下的事就都好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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