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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皇帝的话,其实要刘钰来理解,那就是说:牛耕铁作、刀耕火种,这是生产力的差距;但,你要在四川放开矿禁、鼓励私人资本开矿,这哪是生产力的改变?只是自耕农、佃农、官屯的区别,都是用牛、都是铁作,根本也不是牛耕与刀耕的区别啊?
刘钰绕了个大圈,就是想引诱皇帝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,虽然皇帝压根不知道这俩词,但却在刘钰的引诱下,用这种比喻的方式,承认了生产力的进步意义重大。
并且,皇帝自己都没注意到,他反驳刘钰的内在逻辑,恰恰是承认了生产力的重要性。
因为生产力水平很重要,所以刘钰的说法才不对,因为刘钰的办法只是改变了一下组织模式,调整了一下生产关系,并不能引起质的飞跃,产生“我牛耕铁作、彼刀耕火种”的效果。
刘钰等的就是这个坑。
皇帝说完刘钰比喻不恰之后,又道:“爱卿说的道理,肯定是没错的。道理没错,但爱卿却错用了道理。”
“确实,有诸多好处,朕也考虑过其中利弊。”
“也确实,如爱卿所言,茂隆银矿若能归附,本朝既得一大银矿,又因汉人广居,必可实控。”
“但,四川非比云南边境。”
“朝廷之策略,是化苗。”
“化,就要有目的,才知道该怎么化。换言之,要化成什么样?”
“自是化成正统百姓。”
“什么叫正统百姓?”
“垦殖、耕种、自耕、租佃、男耕女织、读书科举,此为化之目的。”
“而开矿、做工、结伙、斗殴、爱卿既喜中国之概念,爱卿以为,那些挖矿的矿工,和那些读书耕作女织的农夫,哪个更中国?”
“所以,不往更中国的地方化,竟要化不那么中国的吗?”
对此,刘钰心里只是暗笑。
就像北边的那个罗刹国,最罗刹的,是罗刹的农奴;最不罗刹的,是彼得堡的法语贵族、工人、工厂主、银行商。这两个罗刹之争,一直到很久之后,都有大把的人寻找那个真正的罗刹,比如索尔仁尼琴。
皇帝说的,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就这时候来说,男耕女织的百姓,和开口就是利钱闭口就是投机的松江府新兴阶层,哪个更中国?
从稳定的角度,确实说的通。
但,刘钰之前的奏疏,显然说的不是整个四川,而是特指一小片地方,甚至都不包括成都。
皇帝既这样反对,刘钰忙道:“臣请陛下恕罪,臣上次的奏疏,言语不清。臣所说的几处,非是全蜀,而是单单一个叙州府。自古汉地,汉之犍为郡。”
“此地有自贡之井,臣审枭私得知,此地私盐最盛。且在用井气煮盐之前,皆用附近荣州煤炭。产煤颇多,产盐也多。”
“陛下再三言不准此事,臣违命谏言,正为此事。”
“臣所谓之放开,也不是说朝廷不管,而是效松江府故事,官督商办,放如松江府那般即可,非是要不管不问任豪商自开矿。”
“盐政改革之事,臣以为,朝中之议,皆为一时之利,且难顾及远处。”
“是以,臣之意,是要行两件事,方可解决盐政难题。”
“其一:官运、商销。”
“其二:两湖入川、闽盐入江西、淮南借淮河水利而转农垦滩、淮北日热潮小鼓励入股做大。”
“其中,淮南、淮北、闽盐入江西,都好解决,其势已成。”
“唯独川盐,尚未解决。”
“川南之盐,控扼黔、滇,又可沿大江而至夔州、汉口,若以官运、商销之法……则一可方便查税缉私;二也可防止出现改革之后,小商无力运远、大商多争近利之弊。”
“若淮盐退楚,川盐必要在两三年内做到可以供应缺口,如此,势必要朝廷放宽政策,鼓励叙州府开矿之风。”
“再者,官督商办,效松江府故事,亦可采用科学院之新技术、联络西京大商之资本,此方为臣所谓‘我牛耕铁作、彼刀耕火种’之别。”
“臣之意,还是请陛下选一众熟悉松江府商贾工商事的人,任叙州府,如此方可开川南工商之生机。”
“臣斗胆举几人,可保三年之内,川盐之利,不下淮南!”
“商贾,雇工,亦非难管,只是朝中科举出身之人,只会管男耕女织,没学过怎么管商贾、雇工、工厂主、股东。只要会管,并无乱子。”
“川南若兴,则滇、黔无乱矣。”
“川盐若兴,则矿、水运皆兴,可纳蜀中百年修养之生民。”
“川煤若兴,则可从其法而治、采西山矿,如此京城百万百姓再无缺薪之忧。”
“新法新政,不可试行于京城,恐有乱,何不试行与川南?”
“臣便观天下郡县,能使本朝‘我牛耕铁作彼刀耕火种’之地,此时非在松江,而在川南。值此盐改之际,臣请试行,以观后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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