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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大顺特殊的政治正确。
从当年的“帝不甚暗”开始,对前朝也不甚抹黑,甚至主动擦屁股,洗白。就拿最寻常的漕运来说,大顺之前有没有默许“冲南不冲北、保漕不保民”的情况?
谈道德,那就没有大错、小错,只有对与错。
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,那么“君子远庖厨”,“假装不知道”,“非朝廷不爱民,实在是朝廷不知道,加入要是知道了肯定就解决了,然而不知道”,就是这种别扭的政治正确下,最为流行的做法。
是以广东节度使一来是就说很多事要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
哪怕凭着政治敏感性就能觉察到那鸦片贩子背后有问题,但当鸦片贩子说到大庾岭商路后,涉及到朝廷装聋装瞎的体面,这事就不能深究。
至于刘钰异想天开地想要让地方鼓励迁民,广东节度使更是直接告诉刘钰,别幻想了,没用。又想马儿跑、又想马儿不吃草,好处你们拿了,出了事我们地方上担着,我们是不会做的。
所以内帑、勋贵、户政府或者江苏省不出钱,那碍于朝廷颜面,我们就假装广东根本没有因此产生的流民和失业。
你要非说有,非要点破这件事,那你出钱——或者,不出钱也行,出六政府、天佑殿带大印的公文,让我们地方自行办理,加派、助捐,将来出了事也和我们无关。
刘钰被广东节度使委婉地喷了一通后,无奈自嘲道:“是故,韩非说:发齿吻形容,伯乐不能以必马;授车就驾,而观其末涂,则臧获不疑驽良。观容服,听辞言,仲尼不能以必士……明主之吏,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
“陛下不使我任地方事,正是这样的道理啊。是我异想天开了。”
广东节度使听刘钰说的这么正式,忙道:“国公心系百姓,关心则乱,这是好事。只不过,国公久在军中,或与商人打交道。这地方上的事,着实难办,与军中、商贾大为不同。”
“非我等不办,实是挟太山以超北海,非不为也,实不能也。”
“国公素有智谋,或可以不寻常手段解决,亦未可知。下官只是说,以下官愚钝的思虑,所能想到的两个办法,都各有利弊,做起来极难。倒不是说这事就一定解决不了,只是我不知该如何解决而已。”
给刘钰足够的台阶后,刘钰本想着趁机说说人口买卖的事,但想了想,觉得现在也不是时候。
广东节度使滑不留手,除非自己公开说,鼓励变种的人口买卖,把大锅背起来。
否则只要澳门的三个案子办了,广东节度使和地方官必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但这种违背大顺政治正确的话,刘钰也没法说,尤其是皇帝找借口惩治葡萄牙和英国商人的节骨眼了。
而且,刘钰觉得,就算说了,以现在看来这滑不溜秋的广东节度使,也肯定是面上点头,心里却琢磨着只要皇帝没松口、没用公开的文书支持,自己也不会办,免得沾上事。
这时候不好说什么,也只好又回到了审讯的地方。
几个卫兵早已经动手,把那个鸦片贩子的舌头戳烂了,拖到了后面。
刘钰又叫人提审了其余几个数额较大的,这回倒是没有刚才那个鸦片贩子那么“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了。
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必死,但必死,和死前受非人的折磨,还是不同的。
几套刑具一摆,才上到夹棍,一个个就是问什么答什么了。
刘钰来之前,广东节度使牵头,已经审过了。
但广东节度使审问的方向,和刘钰想要的方向,还是有偏差的。
刘钰审问的方向,主要还是葡萄牙人、英国人那边的情况。问上线为主,因为他的真实目的是借机搞葡萄牙和英国商人。
广东节度使审问的方向,主要还是下线为主。因为广东节度使的目的,是揪出来罪犯,真正的治理鸦片问题,防微杜渐。
审问的结果,也和刘钰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差不多。
纯粹走程序正义的话,英国东印度公司还真是没法弄:按照供词,确实有英国货。英国货,也确实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。但是,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会用自己的船装,而是让非公司的商人装货。
而且,在给他们货的时候,还会让他们写一份“声明”,声明这些鸦片不会往中国销售,因为中国的法律禁止售卖和抽。
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人是往中国卖的呢?呵……
葡萄牙这边就简单多了,几个主要供货商都是葡萄牙人。而且葡萄牙没有一个实体公司,都是私人行为,从理论上说,私人行为不牵扯国家,不能说因为一个某国人犯罪了,就彻底禁止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来本国。
这就是葡萄牙和英国,此时在鸦片贸易上的最大区别。因为英国有个垄断的公司实体,非公司员工很难参与东方贸易,一旦被抓到,那就是公司实体的责任,完全可以把公司禁了。
然而,这都不是问题。
因为,大顺的法,和他们的体系完全不一样。英国人始终没明白一点,皇帝说你们可以贸易,你们就能贸易;皇帝说你们不能贸易,你们就不能贸易。至于你们是个人行为,还是公司行为,根本无意义。
大顺没有《航海条例》之类的东西,但若需要,皇帝写几个字就行了。
大顺,自有国情在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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