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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考教,似如殿试,这些人自是早有准备。
若以富国、强军、拓展民族生存空间之类的角度去看,这些人的回答相当靠谱。至少,在贸易、经济、海军、南洋、拓张、殖民等问题上,比朝中的大部分大臣要靠谱的多。
但皇帝听后,心里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滋味。
听着这些人张口闭口便是什么“垄断”、“贸易”、“商品”、“同化”、“统治”、“劳动与财富”、“分工”之类的词汇,皇帝面上虽频频点头,不时夸奖几句,可内心终究是有些警惕的。
这些人说的这些东西,只有这些人懂。
这些人之间,也有矛盾,在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。
但是,他们争辩所用的词汇、争论所用的思辨方式,却是一致的。
皇帝并不知道后世的事。
但若以后世的例子,可以说,他们内部的争论和异议、以及争辩所用之词汇、理念,有点类似于俄国的民粹派和布党:都用阶级、斗争、资本、社会这样的词汇;最终目的听起来也是一致的。
其实他们的思想差别很大,问题就在于,他们用的词汇、理念、最终理想,在外人听起来,却根本分不出区别。
皇帝从不担心刘钰这一个人,因为刘钰的行事风格也好、大顺的集权结构也罢,刘钰自己是翻不起什么风浪的。
可是今天询问这些人对南洋、贸易、富国、强兵的看法,这些人所用的词汇、思辨方式,却让皇帝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担心。
顺承明制,靠的是良家子做刀把子、勋贵掌军,来达成与文官的一种平衡。
同时,因为明末西学进入,使得大顺可以开办武德宫,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学文官的教育系统,培养一支能够和儒学系文官格格不入、互相仇视、争夺官缺的基本盘力量。
但是,用新顺开国、建立制度的太宗皇帝的说法,“武德宫如果不考泰西几何天文地理之类的学问,便是去背祖率、看谁背的小数点后位数多,其实也一样。只是选出一群聪明人做官,用来平衡罢了”。
三舍法武德宫、良家子、开国勋贵等,这一支平衡儒学文官的力量,是没有“道”的。
他们没有什么官方指定的信仰、信念、主义,或者说,他们的“道”,仍旧是儒学那一套东西。
或者说,根本没有。
当王莽新政失败之后,儒家最后一次在现实构建地上天国的理想也基本破灭了,如今便是科举出身的,问他有道吗?只怕也没有,哪有真的准备践行三代之治、真的实践复归井田的?
既然都没有道。
也既然太宗皇帝认为,哪怕是比背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位数、或者比看谁画屎画的传神,选出来的人和科举选出来的,在做官能力上区别不大——熟读经书科举高中的人,到底是因为他们本身足够聪明才智能够理政、还是因为他们学了经书才能理政,这一点太宗皇帝倾向于前者,并认为聪明人都去学书经所以科举选出的一定是最聪明的几个,但要是去学几何算数天文地理诸子百家,考试取名次基本上还是他们——那么,说白了,武德宫良家子这一套系统,就是为了制衡而存在的。
这是明摆着的事,大顺朝中上下全都清楚,秃头上的虱子。
至于为什么非要用所谓的“泰西学问”,而不用天朝自己的诸子百家?
原因也很简单。
因为敢用诸子百家为与儒学抗衡的道统,大顺这江山就坐不住。
诸子百家,是有道的。
故而用泰西学问,其实对应的,是儒家六艺,因为几何之类的泰西学问,只有术而无有道。
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
科举选拔,考的是六艺之三:礼、乐、书。
武德宫选拔,无非考的是六艺余三:数、射、御。
这么听起来,就好听的多,大顺依旧是尊重儒家道统的,与“保天下”三字是吻合的。
武德宫考的策论、历史、地理、算数这些,也只能算是所谓“儒学的一个分支”。
总归,道统依旧是儒家道统,至少面上过得去。
这样,一分为二,形成一支皇室朝廷的基本盘,用来对抗儒学文官体系,达成一种类似于土木堡之前的平衡状态。
这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皇帝居中,故意挑唆武德宫出身与科举殿试出身之间的冲突,基本上不太喜欢武德宫出身德和科举出身的之间的联姻、官员比例基本上也都保持在一个潜规则内大家都认可的数量。
必要的时候,皇帝可以用文官,打压武德宫体系的;或者以武德宫体系的,打压儒学文官体系的。
这是大顺复“出将入相之汉唐风气”的基础。
然而,现在皇帝考教的这些人,说出来的这些东西——虽然皇帝也觉得很有道理——让皇帝嗅到一种权力或者说政治上的危机。
武德宫之前是只学术、不学道的。
现在跪在身前的这些人,到底算不算学了一种新的“道”?
动辄谈贸易、劳动量、财富、货币、分工……儒家六艺里,怎么也说不出这些东西吧?
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,这些东西应该算在哪一个里面?
当然这不过是为了面上过得去的政治争取,不归纳于内,也能找到别的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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