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弗勒里的初衷当然是好的,至少是为了法国的。
因为他知道,国王认为“经济、财政、制度,都是旁枝末节且无趣、缺乏激情的”。
而作为一个在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全面掌管法国的老丞相,弗勒里却知道,经济、财政、制度,是缺乏激情的,但却是国家争霸的基石。
现在法国的情况很特别,很特别。
非常特别。
不管是科尔贝尔统制经济的拥趸者、还是要求完全放开国家监管的重农学派、亦或是归结于小资社的经济浪漫主义,他们都需要找一个“别人这么干成功了”的例子。
因为二十年前,那个赌棍出身的约翰·劳,对国王说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。那时候,法国人是自信的、浪漫的,即便觉得没人尝试过,但时代风起云涌,没尝试过却成功的事多了去了,这才是新时代。
然而一波操作,搞出了1720年整个欧洲的经济危机,法国财政和国家信用处在崩溃的边缘。无准备金的纸币、年收益率3500%的股票回报率的忽悠、王家银行为泡沫经济呐喊助威……这都让法国人记忆犹新,心有余悸。
缓了将近十年,才堪堪缓过来。
从那之后,法国不管是启蒙运动、还是经济政策,都需要一个“别人这么干过、而且干的挺好”的经验来支撑。这种心态,一直到法革爆发,才全面扭转,开始不断地尝试新事物,一波又一波,成为人类社改试验田和革命老区。
至于此时。
科尔贝尔的拥趸者,说遥远的东方帝国,就是这么干的。数百年的改革者,也是政府全面监管、管控,以严格的标准和税收,让宋帝国的国库收入领先世界。
重农学派的拥趸者,说遥远的东方帝国,就是这么干的。无为而治,对经济没有任何的管控,财政收入主要从土地税来获得,免收一切形式的工商税,并对商业工业没有过分的监管。
伏尔泰说,遥远的东方帝国,就是绝对理性的立宪君主制度。
魁奈说,遥远的东方帝国,就说“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,百姓不足,君孰与足”,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,农人穷困,则国家穷困;国家穷困,则国王穷困。
尤其是在经济制度上,法国的经济学家需要一个遥远的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论证。
因为20年前那件事,太吓人了,那场泡沫就是没有成功的例子来支撑而出现的,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差点崩溃,人们暂时不敢去相信那些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、新奇的学说。
所有新奇的学说都必须扣上一个“别人这么干成功了”的论据。
大顺和法国,真的完全不一样。
包括大顺之前的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,都不一样。
只是看着像。不管是集权、修路、挖运河、官营经济,都只是看着像,但根本不一样。
然而弗勒里却认为,遥远的东方帝国,就是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。
既然,这个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,能够在两千年内,一直处在世界的第一梯队;既然这个高度集权和科尔贝尔国家规划工业主义的集大成者,能够在这个时代向欧洲疯狂地输出商品并且是绝对的贸易顺差。
那么,肯定是有值得法国借鉴、学习的地方。
弗勒里想知道,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,能让大顺只吃金银、半点不吐?
弗勒里想知道,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,能让大顺组织一场在万里之外的荒漠进行的数万人规模的会战?
弗勒里想知道,大顺到底采取了什么政策,能让大顺的手工业呈现出对欧洲完全碾压的发达程度?
这些东西,枯燥、无趣、叫人昏昏欲睡。
弗勒里清楚,他的国王陛下,不会把心思放在这些无趣、枯燥的事上,只会和大顺的特使一起,对着地球仪或者地图集,纵横捭阖、指点江山。
所以他要在死前,完成一些法兰西未来的经济制度规划。
战术上,是造纸业、纺织业的技术引进。
战略上,是大顺经济形态、税收形态的学习。
在财政总监菲利贝尔·奥利,冲着刘钰大致提出了这两个战术、战略上的请教和提议后,刘钰实在是忍不住苦笑一声。
战术上,大顺确实是领先的。
造纸业、纺织业,确实比此时的法国强,甚至可以说,强多了。但也只是单纯的技术上的。
但是战略上……法国要是学大顺的财政政策,今年学了,明年就该亡国了。
大顺的财政政策,比大明强点有限,比大宋这种官营垄断极高、百姓被压榨的极狠的帝国,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
法国援助完北美独立,国库欠债22亿里弗。按照密西西比泡沫爆炸后、1726年的货币政策,8盎司白银折合51里弗,1里弗约为4.5克白银,也就是欠债欠了2.4亿两大顺的库平银。
大顺国库有能力欠2.4亿两库平银吗?欠的起吗?能借出来吗?
万历三十年,全国清查土地11亿亩。大顺顶天也就按照这个亩数征税,刨除盐税商税,加上改革后的人头税摊入土地,方便计算,也就收个2200万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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