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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嘴上支持的钱和军火,都没影。
大顺这边,倒是支持了瑞典的贸易,可是中瑞之间也没有什么条约。
明知道大顺和俄国的西北界约谈判,是借了瑞典的力,可也不好拿这个说事:大顺可没说让瑞典开战,只是给了点支持,别说的好像大顺不签西北界约,瑞典就不开战似的。
关键是万万没想到,都觉得政治黑暗十几年的俄国,战斗力居然不断提升,打的瑞典根本支撑不住。
刘钰心道再政治混乱,安娜时代那也是利用德国“八旗”加强了集权,大清洗也只是波及贵族,这年月集权的就是能干的过不集权的,瑞典人这是脑子不清醒才琢磨着和俄国开战。
但心里腹诽,可大顺实打实捞到了好处,靠着瑞典开战、和所谓中瑞法同盟的外交假象讹诈,割了鄂木河南岸大片的地区。
这时候再去嘲讽瑞典人,就有点不地道了,着实有点像是拔吊无情。
刘钰这时候就装了装大尾巴狼。
“大使先生,一个优秀的、成熟的政治家,在开战之前,需要考虑万一战败怎么办。”
“这不是说个人辞职、党派下台就能解决的。那只是个人和党派的结局,而个人辞职和党派下台,并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。”
“我想知道,在开战之初,瑞典是否考虑过失败?”
这个问题一下子把瑞典大使问住了。
嗫嚅片刻,低声道:“凡尔赛宫表示他们会调停。但是……情况并不理想。您知道的,女皇政变之后,立刻任命了贝斯图耶夫为副总理大臣。他是亲英派,而且极端反法。他又是彼得时代的老人,自诩是继承彼得意志的人,而彼得的梦想就是拿到对北欧的控制权。”
“任命贝斯图耶夫为副总理大臣的事,您事先知晓吗?”
刘钰笑着摇摇头。
“中国有句话,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法国人在政变中的表现,可以完美诠释这个词。我当然是不知道的,而且贝斯图耶夫上台,对大顺有什么好处呢?我和他又不熟。”
“不过,我建议贵国将注意力,放在俄国身上,而不是寄托在法国人的身上。你们找错了发力点。”
“大使先生觉得,瑞典在战场上有获胜的可能吗?”
“有句话,虽然有些得罪,但我还是要说出来。你们有战胜俄国的机会,那就是趁着俄土战争开打的时机宣战。可是,俄土战争都打完了,军队都从克里米亚撤回来了,甚至修整了一年,你们又宣战了。你们是怎么想的?”
这话让瑞典大使有些惆怅,许久才吐出了无尽的感叹。
“党争,误国啊。”
党争误国,这四个字,各国都可谓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瑞典这边的情况更是特别严重,因为君主说话没什么卵用,两党之争也就更加严重。
礼帽派早就想着开战了,不断地煽动民众情绪。而且但凡不傻,也知道趁着俄国对土耳其开战的时候,捅俄国一刀是最合适的。
问题是俄土战争的时候,礼帽派没有上台,还没换届。等到上台了,俄土战争都打完了;等到准备好开战的时候,大顺的西北界约都签完了。
俄国从容不迫地将克里米亚的部队、土尔扈特部骑兵、中亚的哥萨克调回了一大批,休息了一年。
最佳时机已经错失,其实礼帽党内部也知道,完犊子了,最佳时机错过了。
可他们上台的基础,就是煽动民众的情绪,煽动对俄开战、重现古斯塔夫雄狮辉煌的口号。
靠着这些口号上台,即便明知道开打可能要丧权辱国,那也不得不打了。
打,还有机会继续执政。
不打,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,会立刻被人赶下来。
刘钰问他自觉有没有获胜的可能性,瑞典大使心想有个屁,开战之初就想到要完,这只是出于党争不得不打。
一直指望的,也就是法国的调停。
可谁曾想女皇是个拔吊无情的人,他的情人拉谢塔迪侯爵出面,并没有说动女皇,反倒是推诿给了枢密院。
可枢密院这时候谁敢反对停战?这不是给政敌机会,说他们是卖国贼吗?前线不断胜利、刚刚取得大捷,选择停战,那是生怕自己在枢密院的地位太稳固了。
而且女皇政变当天就任命了亲英反普的贝斯图耶夫当枢密院副总理,这态度显然是不准备接受法国的调停,都是混宫廷的,这点眼力价还能没有吗?
“侯爵大人,还是请您,以及您背后的中华帝国,做一下调停。再打下去,对两国都没有好处。只会造成两国人民的苦痛和士兵的伤亡。”
刘钰心道可拉倒吧,再打下去对俄国好处大大的,你这番外交辞令还是省着点用吧,别在我这扯淡。
再说你们已经被我利用完了,大顺已经和俄国签了西北界约了、中瑞的贸易协定也签了,要不是为了将来的反英普大联盟,我才懒得管你们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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