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贝斯图耶夫隐约觉得,刘钰支持政变的原因,不是为了“中俄互不侵犯”,而是为了“让俄国西进”。
这里面看似是一回事,但仔细想想,却分明是两件事。
如果是为了支持俄国西进,那就解释得通了,刘钰为什么热衷于扳倒掌权的德国派。
可这个问题想清楚,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。
俄国西进,对大顺有什么好处?
跳出西进是为了东方平静这个“看似合理”的陷阱思维之后,这件事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。
一开始中法同盟,所有人都认为,这是大顺为了组建一个以法国为轴心串联在一起的,中、法、土、瑞四国反俄同盟。
但现在想想,这似乎就又有些不太合理了。大顺这边虽说在界约问题上开口挺大,但也不过是一些准噶尔部的旧地,甚至都没有涉及到俄国人看重的毛皮区。
瑞典倒是对俄开战了,按说,大顺要想帮瑞典、削弱俄国,是应该支持政变。
以政变制造混乱。
但问题是,大顺的政变方向,非常诡异,根本就不是照着制造混乱去的。
而是生怕俄国出现了混乱一般,从扣押、监视到登基大典,一条龙服务,整场政变对俄国而言,不但没有造成混乱,反而还抚平了以往的混乱。
这位大顺的侯爵连一条龙服务都想好了,难道不知道让政变“乱七八糟”,甚至出现了新党、旧党、德国党、俄罗斯正统派的内战,才算是削弱俄国吗?
这场政变,本身也就说明了,大顺其实根本不在意俄国,甚至都没觉得俄国是个威胁。
贝斯图耶夫苦思许久,还是想不明白大顺要一个“强大的、西进的、稳固的、理性的”俄国,到底有什么好处?
单纯地为了帮助法国?
或者,这场政变是凡尔赛宫的请求?
说出这个可能后,汉尼拔立刻就否定了。
“陛下,事实上,我在被俘之后不久,十多年前,他就已经在考虑这场政变的事了。而那时候,法国和中国之间,连正式的大使都没有。”
“那时候他就提过陛下您的安危,并用修道院关押您的这种可能来迫使我合作。他像是为这场政变处心积虑谋划了许久,甚至于……甚至于我怀疑在奥斯特尔曼伯爵前往京城谈判的时候,他就在考虑访欧和政变的事。”
“这件事,绝对和凡尔赛宫无关。而且,你们不能了解中国的骄傲,他们怎么可能会选择听凡尔赛宫的话?刘钰本人更是不可能对凡尔赛宫有什么私下接触的可能。”
否定了这事儿是法国人的阴谋后,事情就更加诡异了。
贝斯图耶夫苦思冥想,不得其解。
伊丽莎白也是眉头紧皱,她相信汉尼拔的话,那就是说早在十余年前,刘钰就猜测到了俄国政局可能陷入混乱?陷入混乱,倒是可以想到,但如果那时候就考虑到了政变这一步的话,未免有些过于可怕了。
而且,如果那时候就考虑到了政变,以及这场政变行云流水一般的套路,不也正证明了贝斯图耶夫的猜想吗?刘钰从一开始就没把俄国当威胁,那么他说的冠冕堂皇的“为了中俄和平”的理由,就完全不成立。
如果是为了和平,应该是让俄国乱下去、烂下去才对,一强一弱,强者随时都拥有和平,也拥有随时可以不想和平的权力。
西进……俄国西进,对大顺到底有什么好处?
贝斯图耶夫将已知的关于中国的情报在脑海中回顾了一番,又考虑了一下刘钰这边的外交风格,隐约抓到了一些关键。
“陛下,如果这件事与凡尔赛宫无关,或者如汉尼拔中将所说,中国方面早在十余年前就考虑俄国西进的问题,这就有些微妙了。”
“我们回忆一下。第一次中俄战争的时间点,是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前夕、彼得大帝病逝的契机,大顺趁着俄罗斯的内政混乱、以及波兰王位继承问题,通过战争解决了东线边界。”
“随后,趁着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开打、第四次俄土战争即将爆发的空档,平定了准噶尔部蒙古人的分裂。”
“然后,在第四次俄土战争最激烈、瑞典人即将开战、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显然会爆发战争的背景下,迫使我们接受了西线界约。”
“实际上,我们真正与中国爆发的战争只有十多年前那一场。双方投入的兵力也就是千人级别。而剩下的,都是中国方面依靠外交手段,凭借欧洲的乱局,迫使我们答应了他们的界约要求。”
“也就是说,欧洲一打仗,大顺那边也趁势扩张。欧洲这边打完了,大顺这边也就停下了。”
“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,中国方面在他的其余战略方向上,将会有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?故而希望尽快解决中俄之间的矛盾分歧,从而让我们没有顾虑地投入到欧洲战场,而他们则趁机在其余战略方向上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?”
“而且,这个战略方向上的敌人,有可能通过我们,给中国造成威胁和压力?比如通过对我们进行资金援助、金币合约的方式。”
“毕竟,中国的周边,只有我们有能力对其造成实质性的威胁。”
“那么,再配合上这一次他来到彼得堡策划政变的举动,我们拨开这些迷雾,就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。”
“其一,他的下一步战略方向的敌国,是欧洲国家,并且有钱,可以用给我们财力支持的手段,使中国感受到我们的威胁。”
“其二,这个国家现在是我们的盟友。”
“其三,这个国家是法国的敌人,因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很可能转而亲法,从而使得我们与那个大顺即将开战的国家断盟、并且成为敌人。”
“其四,这个国家和大顺有着利益冲突,并且至少某种程度是接壤的邻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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