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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面的水很深,最深的就是“天朝”二字。
巴达维亚的这些事,放在大顺,遇到个官商勾结的,只当无事发生,甚至坐地分钱。
但遇到个清官,出于对“仁义”的解读,出于对《春秋》大义的理解,肯定是要管的。
那个雷珍兰之所以说起巴达维亚对待华人的政策反反复复,也是希望用“治标治本”的手段,解决掉这个隐患。
今天的事,只是治了标。
糖厂的奴工,被大顺交了人头税,移民到了锡兰去了。
荷兰人也想让他们走。
双方都能接受这个结果,于是事情解决了。
明天呢?
明天糖又贵了呢?明天不种糖而是种咖啡种可可又挣钱了,急需华人劳动力了呢?
到时候,又得出现这样、那样的问题。
到时候,朝廷管不管?
管,万一朝廷与荷兰打起来怎么办?打起来之后,自己这些人事后会怎么样?
不管,是不是要说清楚这其中的法理,定下条约,日后巴达维亚的华人不归天朝管?但这事也不是他们能说的,得总督去谈。
连富光当然清楚这里面的问题,他作为甲必丹,其实也和总督谈过这件事。
但总督的回答,却是模棱两可——说如果天朝钦差主动提及此事,就谈;不谈,就装作不存在即可,不要揭开这层窗户纸。
这里面的逻辑,连富光也理解。
总督是要走的。
总督在这里只干几年,干的好不好,体现在巴达维亚乱不乱。
在这种情况下,尤其是大顺咄咄逼人的情况下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而且,这本身就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。
大顺能不能管巴达维亚的华人?
站在荷兰这边考虑,那不废话吗?当然管不到。
那些在京城的传教士犯了事,大顺这边也是直接杀,可没说还和教皇打个招呼吧。
但问题是大顺的这个“外交”,是假的外交。
有些事,你知我知,心知肚明,没必要说清楚、说明白。
说明白了,那等于是拍着皇帝的脸,告诉皇帝,你们不是天朝、海外的华人也不认你这个天子,你这个天子也管不着海外的华人。
这种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”的思维,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思维,碰撞之下,是很容易擦枪走火的。
本来瓦尔克尼尔就担心刘钰没事找事,独走开战。
这时候去搞这件事,那不是在火药库旁边抽烟?
允许大顺对华人有治理权。或者退一步讲,华人公堂的审判官,必须由荷兰提名、大顺审核允许,公司肯定会撤他的职。
直接告诉大顺这里的华人你们管不到,刘钰可能会开战,公司还是会撤他的职。
出力不讨好,图个什么?
故而连富光和瓦尔克尼尔总督说起这个的时候,也就得到了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回复。
刘钰要是问起来,没办法了,只能谈。
不问,就不谈。
瓦尔克尼尔想的很清楚。
公司派他来做总督,要解决一件事:在不影响对华贸易的前提下,解决巴达维亚的华人“多余”人口。
这个“多余”是动态的,今日多余,明日可能又是急缺的劳动力。
蔗糖价格,与欧洲战事、西印度群岛天灾、波斯战争局势、印度局面等等因素有关。很难确保将来是否还能涨价,也很难确定将来一定暴跌。
可就现在而言、此时此刻。
巴达维亚“多余”的华人人口,这件事,我瓦尔克尼尔解没解决?
对华贸易,我瓦尔克尼尔有没有影响到?
可以说,几乎是很完美的解决了。
那么,对华人的政策,日后是否还要再大量引入华人劳动力,那是下任、下下任、下下下任总督要解决的问题了,和我瓦尔克尼尔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做了,捞不着好。
不做,反而完美完成了公司的要求,升职加薪。
那为什么要做?脑有病?
经过这一次清理“多余”人口,巴达维亚剩余的华人,都是“有用”人口,没有之前那么剧烈的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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