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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还是理所当然地将刘钰当成大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。这类似于朱允炆之前的大明藩王、亦或是唐前期的关陇贵族、亦或是春秋礼崩之前的分封公侯,属于“自己人”。
面对“自己人”,话就可以不必遮遮掩掩。
直接说清楚,大顺可以相信的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,是自耕农、府兵和良家子。至于灾民募兵、工厂雇工这种出身的,可以用来对外征战,但不可以作为基本盘。
故而在松江驻扎的部队,必须是以良家子、自耕农、府兵为主。
一旦松江出了事,要么是雇工起事、要么是有资产的大商贾起事,只此两种可能。
而自耕农、或者交血税而不交币税的府兵作为驻军,砍起这两种人来,绝不会有丝毫的手软。
谁是基本盘,谁是可以依靠的、谁是朋友、谁是敌人,这一点大顺皇室向来分的很清楚,搞得很明白。
至于刘钰,在皇帝看来或许想法不少,但也绕不开“治国平天下”这两个传统士大夫或者贵族的终极渴望,只是路线的不同而已。
路线上的不同,还是可以叫一声“爱卿”的,距离“逆贼”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呢。
刘钰当然明白皇帝的意思,这时候也只能马屁如潮,山呼万岁,接着户政府尚书的话,大赞陛下英明。但却不会说户政府尚书琢磨的“省钱让退伍兵进手工工场”的想法。
皇帝听着刘钰的马屁,相当开心。因为这里面唯一可能觉得皇帝有可能“因噎废食”的人,就是刘钰。
现在处置方法说完,既证明了自己不会因噎废食,也说清楚了自己的应对策略,这时候当然是渴望臣子的夸奖和认同的。
这和权力无关,是否认同,皇帝都会做。但一些人的认同,会让皇帝精神上特别满足。
“鲸侯既然也认为此法甚好,朕且问问你,你对天朝之外的局势了解颇深,不会不知道巴达维亚之事的深层原因。既如此,鲸侯也想过天朝是否有所准备?”
刘钰忙道:“臣觉得巴城之事,其实也根本算不得事。臣于文登练兵,日本大饥馑的前一年,本朝从蓬莱到松江,也爆发了饥荒。数十万人做饿殍,也没什么大事。就巴达维亚那点人,算得什么事呢?”
“况且,当地情况不同。巴达维亚起事之辈,可以高呼‘唐人团结一致’。而陛下就是汉人,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团结其余的汉人呢?是以,臣不是不知道,只是觉得……一条豆虫,恐惧蚂蚁吞噬,于是将蚂蚁多么可怕的消息告诉了大象。大象低头看看蚂蚁,觉得就这?”
“或者如小马过河,松鼠惊呼此河深不见底、老牛却道此河不过膝盖,岂可一致而论?”
这个比喻并不新鲜,其实还是刻舟求剑的变种,皇帝知道刘钰常说的两个典故,一个是“好治不病以为功或为善谋者无赫赫之名”、另一个便是“刻舟求剑”。
此时再度听类似的比喻,不禁莞尔,笑道:“鲸侯之言,看来果然是琢磨过的。巴达维亚的事,朕也想过,终究还是不可控之事太多。譬如鲸侯说的日本贸易、波斯人挟波斯王以令诸侯终于效曹丕之事等等,此等事着实难控。”
“但再一想,似乎鲸侯的话也有道理。”
“终究,荷兰国兵弱。”
“若将波斯比朝鲜,若朝鲜出了这么大的事,天朝自有手段处置、施压。前朝时候,朝鲜王位之争,前明只需一句话,朝鲜便噤若寒蝉;本朝时候,朝鲜王得位有烛影斧声之嫌,天朝礼政府一小吏依旧使之胆寒。”
“若荷兰国能控波斯如朝贡、能制日本如藩属,蔗糖贸易亦不至此。”
皇帝这番话,并不是自大,而是此时眼界放宽了,真的觉得荷兰国兵弱。
人口不过一直属州之丁、地不过天保府大小,数千兵马,纵横南洋,竟无人可敌?
属实让皇帝觉得南洋那些苏丹、佛王,实在是废物。
每每听到荷兰在南洋统治之事,军改之后,皇帝老琢磨着,荷兰若真有种,就来中原闯一闯。等着威海这边海军初成之后,也琢磨着若是此时再有前明天启年间澎湖舟山之事,定要让荷兰国知何为天威。
只觉朕确实不敢去欧罗巴打你,打不过。但在家门口还能让你把朕的舟山占了?
这么一想,又属实觉得南洋诸国未免太好打了些。
不说别的,便是准噶尔部,若在南洋,就荷兰那投送能力,能打的赢准噶尔吗?这属实是个疑问。
李淦这几年也常看世界地图,就是想不明白那马打蓝素丹国之流,怎么就打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千余人马?
之前朝中有人反对刘钰的“穷兵黩武”之谏,老觉得打仗太难,风险太大。
如今打完了日本,一方面皇帝是真的明白刘钰在证明东南沿海的危机又多可怕,一方面又觉得好像继续扩张难度不大。
日本打马打蓝素丹国打得过吗?李淦是觉得,毫无问题,可能都用不到幕府倾尽全力。萨摩藩自己干都没问题。
既如此,若不趁着西洋诸国势力还未如刘钰所言“在印度站稳脚跟”之前下南洋,那真是昏庸无道了。
所以此时他一方面不想自己在臣子面前做一个“因噎废食”的人、一方面也算是金口玉言地认可了刘钰的“扩张能够压到内部混乱”的说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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