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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已至此,“上帝”在这一刻,只能靠边站。

李淦自己也扫了一眼条约,又将目光转向群臣,看着群臣多有心中不服的、多有难以理解的,甚至也有觉得天朝亡了的,心中不由叹了口气。

心想朕之用心,你们如何能懂?你们以为朕反名教?其实朕之用心,才是真正为了名教长存!

若大义制度为天下最优,唯有一路领先方可。一旦不领先,所遭的反噬也就极大。

古人云:物极必反。你们如何能懂其中道理?

朕观西洋诸国,皆后起之辈,然其富庶亦不下天朝,实学手段亦强。

今日说名教道德,普适天下,是为真理。明日若不如人,那便是人人皆反名教,人人以为名教全错。

而若说各处的人不同、环境不同,便适合于不同的道德、法度、制度。将来纵西洋强势,亦可言:大顺自有国情在此,西洋之强,用之于顺,则如橘生淮南则为橘、生于淮北则为枳,未必有用。

亦或者……李淦不免想到外交部翻译的一些西洋典籍,其中反帝反礼法之论多有,且多能蛊惑人心。

这些东西,可比在闽粤等地搞出殉教的天主教要可怕的多、严重的多。

刘钰并不知道李淦的出发点是这个。

是真正开眼看世界之后,看到了西洋学问里一些对皇权有极大威胁的东西,而且这些东西不但可以自圆其说还颇能蛊惑百姓。

除此之外,李淦还看到了大顺的一个特殊的危机。

这个危机,就是大顺放弃朱子学,当初扶植更为激进、霸道更重的永嘉永康之学所引起的。

朱子学是,我可以弱,但天理和强弱无关。

而正如大顺的大儒在明末大乱中的反思,评价永嘉永康学派道:“使文毅之学行,虽不免杂霸,而三代苍生或少有幸,不幸宋、陆并行,交代兴衰,遂使学术如此,世道如此。”

陈亮死后的谥号是文毅,永嘉永康学派的一处理论,便是“义理要通过功利来体现”。

本意并不是说,你的道理是不是对的,要看你强不强、富不富,否则就是空谈。

但义理一旦不和功利对立,很容易被歪曲成上诉的说法。

正是这一套东西,也就导致了李淦看到了大顺的一个特有的危机。

如果,放弃了朱子学的空谈义理,空对空,而讲实绩。那么,如果你不够富、不够强、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义理本身错了?

一旦义理和功利实绩绑定在一起,那么义理本身就不再是不可触摸的神圣空谈。

在之前,这个理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。

只要中华统一,那就是天朝,所以义理神圣,不会受到任何的挑战。我为天下最强,所以我的道理是对的,为什么呢,因为我说我之所以强是因为我的道理。

这是个死循环,只要最强,这个死循环就能无限循环。

但现在,世界的范围扩大了,西洋人来了,义理本身已经受到了潜在的威胁。

摆在李淦面前的,只有两条路。

要么,复奉祀侯为衍圣公、请回理学、废弃功利永嘉永康学派、将儒家改造成儒哈比,谁改革谁就是奸贼、数典忘祖,闭关继续维持天朝上国的概念。义理全都空谈,和功利没有任何联系,哪怕被人打成屎,也不是义理有问题,蛮夷再强大那也是蛮夷。

要么,就只能想另外的办法。

在刘钰暴打了日本、杀鸡儆猴之后,李淦权衡之下,最终没有选择复奉祀侯为衍圣公、请回理学。

而是选择了这么一条允许容错的理论。

哪怕将来暂时落后了,不是圣人之学以及配套的礼法制度出了问题。西洋的制度理念只适用于西洋,放到这必定水土不服,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。

就像是唐宋时候,儒学面对佛教的冲击,不得不搞出了理学的宇宙观,终于站稳了脚跟打败了佛教,再也没有出现唐时逼得韩愈上《谏迎佛骨》的状况。

而现在,面对新的冲击,在放弃了以耶补儒之后,只有在冲击中找到别的办法继续维系。

普遍适用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朝一整套的文化、道德、制度、理论,在义理和功利不互斥的官方意识形态下,不可败、只能胜,甚至不能落后。一旦落后,不只是藩属质疑天朝,更是体系全面崩塌。

只是,放眼四周,李淦心中也多无奈。

像刘钰这种人,根本对名教毫无理解,纯粹的霸道功利。

像忠臣那种人,只对名教理解颇深,对外面的东西看都不看。

以至于弄到现在,自己搞出这一套东西,明明是为了保名教的,结果深谙名教的反对,反倒以为他这个做皇帝的向着刘钰这一系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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