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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问题其实很正常。
但要看场合,放在这个场合,那就有点诡异。而且有些奇葩。
别人也就罢了,刘钰内心真的是哭笑不得。
在来京城之前,于威海和康不怠聊天的时候,他就举过几种什么叫“没脑子”的例子。
比如汉文帝时候的马肝之论,商汤周武到底算不算反贼。这东西于统治者而言,不能辩、不能谈、不能碰,只能神圣化、虚无化。
再比如历史上雍正的《大义觉迷录》,以及他喷传教士认为宗教都是骗人的东西,也是一样的道理,纯粹是脑子有问题。
以及日本那边新井白石的“大君还是国王”、荻生徂徕的“礼法是社会生产有限下的正确分配所以合理”,都差不多。
神圣的东西,一旦去讨论是否合理,本身就把神圣的东西最重要的“神圣”给砸碎了。
神圣最大的合理是神圣不可触摸,而不是合理所以才神圣。
现在李淦问天朝有没有边界,天朝要不要分内外……
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,是有边界的。
但天朝是不能有边界的,天朝的道德礼法必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,周边不同的都是蛮夷。
李淦说这些话,以中国君主的身份来说没问题。但以天朝天子的身份来说,就有大问题。
天朝和世界这个概念,刘钰可以谈、大臣可以论,甚至私下里皇帝也和大臣们谈过该怎么区分外交和朝贡。
但皇帝是不能在这么高规格的宴会上谈的。
私下里,谈区分外交和朝贡,那是实务范畴,属于治国实践。
大飨宴,谈天朝有没有边界,这就是路线问题,属于理论争辩。
刘钰知道皇帝是希望借着这个机会,圈定大顺的势力范围,但就算今天宴会上不争论,事后这件事定要留下后遗症。
说出这句话本身,就等于李淦自己放弃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、以及衍生出的朝贡体系,转向了欧洲那一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衍生品。
也就等于是李淦承认了,天朝上国现在没能力做地球的天子,只能试着当五霸诸侯,搞出一套大顺参与的国际法体系。
这件事不是做的对不对的问题,而是这件事必要引发一场大争论,而此时这种争论必然会催生出极端保守主义。
以及大顺废弃朱子学之后,经济发展带来的道德败坏、人心不古、趋利求财等风气下的思想全面保守反弹。
这就是刘钰说的“取火容易护火难”,李淦这么做,在刘钰看来,就是心太急了。
急躁不是好事。
新时代的冲击之下,固然催生出新思想,也一样会催生出极端的保守主义。
光影伴生,历来如此。
儒家这般,绿教如此,基督教也是一样。
所有的教改,都是试图从“古代先贤的经典中寻求答案”。
原因就是生产力的进步,带来的旧文化、就道德不匹配,导致的“物欲横流”、“人心不古”、“风气败坏”。
在刘钰看来,这是好事,意味着思想的解放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化道德总是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体现。
但对传统的守护者而言,这是坏事。
这个时代,绿教面对新时代的冲击,也在酝酿宗教改革,催生出了哇哈比,极端保守。
日本这边兴起的古学派,也是“复古”;大顺这边的古儒派,也是“复古”。
甚至于稍早一些时候的基督教,新教加尔文宗也是复古:你一个教皇,不过也是个凡人,懂个屁的基督教大义?凭啥你来解释?
原、教旨就该人手一本圣经,而不是去信被教廷改过的东西。
道理和古学派、古儒派这群人差不多,都认为真正的“经典、大义”,被后人曲解了。你朱熹也是个凡人,懂个屁的儒学大义,就该原、教旨一人一套先秦古籍,去理解真正的先贤大义。
而古学派、古儒派找的背锅侠,是宋明理学;新教找的背锅侠,是天主教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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