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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作休息,第二日舰队起航,在刘公岛外汇合了海商的船队后,朝着釜山方向冲去。
朝鲜国是有水军的,但这么多年没打仗,早就已经烂的不成样了。
分舰队抵达的时候,把朝鲜人吓了一跳,这些船的模样和他们认知的船可大不相同,直到船上的小艇放下人,告诉这些慌了神的朝鲜人,自己来自天朝之后,这才让朝鲜这边放了心。
赵百泉没有下船,作为天朝礼政府的人,他代表是天朝。朝鲜方面不来迎接,他是不能下船的,没有天使主动去找藩属官员,只能反过来。
赵百泉不下船,陆战队的人却下了船,登陆之后直接包围了后世釜山塔附近的草梁倭馆。
倭馆,长崎的唐人町、满清的十三行对应的商馆,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玩意儿。
“外国人”只能在规定的范围之内,不能离开,便于管辖控制。
倭馆分为东西两部分。
西边的部分,效能类似于大使馆,招待礼节、使者互访皆在西边举行。
东侧就是互市商人卖货买货的地方。
整个倭馆不算大,共计十万坪。坪是日本的单位面积,两块榻榻米双人床就是一坪。
馆里常驻着四五百号人,有僧人、通译,还有来朝鲜学习汉医的。
除此之外,里面还有不少的儒生。
日本和大顺之间,又没有什么官方往来,因此朝鲜作为一个天朝文化的中转地,一些学习汉学的人也在这里学儒学。
而此时,倭馆中正有一位大儒,雨森芳洲。
也是朱子学木门十哲之一,是新井白石的师弟。若以个人论,此人有两个趣闻。
一个是喜好男人,朝鲜国的使节到了日本之后,见少男在烟花地,认为难以理解,雨森芳洲便道:“恐学士尚不解其中之妙趣,待试之便可懂其中真滋味”。
其二便是当初在长崎的时候,有中国商人跟他用中文聊天,偶尔说了几次日语,被称赞为“你的日语学的不错”。
雨森芳洲一直主持对朝鲜的事物,在其老师的推荐下,很早就在对马藩任职。在对马开办了朝鲜语学校,培养一批能在倭馆任职的人。
他的师兄新井白石已经死了十多年了,按说他也七十了,也该退下来不干了,之前一直在对马岛写书,自号“以孔孟为标、以程朱为准”。
只是不久前幕府那边忽然传来了消息,大顺攻陷了土佐,可能会入侵日本。
虽然现在不知大顺的军队到底要从哪里出现,但对马岛实在过于重要,故而对马藩藩主宗义如请他出山,希望他前往草梁倭馆,沟通朝鲜,打听一下大顺的动静。
消息传得没有那么准确,对马藩的人只知道大顺攻陷了土佐,却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打的。
雨森芳洲年已七旬,但还是出山前往釜山草梁倭馆,试图和东莱府使沟通一下,但也没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。
他素来没有“若孔孟为将来攻该当如何”的疑惑,虽然和新井白石之间因为“国王”还是“大君”的称呼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矛盾,可还是集成了新井白石的“日本中心论”理念。
与赵百泉所认为的“大君”和“国王”称呼的不妥之处不同,雨森芳洲是认为“幕府自称国王是僭越”,僭的不是中华天子的,而是僭的居于京都的那位。
新井白石认为“中华或者中国,是唐人自己称呼自己的,日本不用学,也不应该称呼他们为中国。只需要用支与那二字即可”。意思也就是,那是个地理概念,而非一个文化帝国的中心概念。
这一点,雨森芳洲是认同的。
此时已经基本编写完的《大日本史》中,也是把天皇编作【本纪】的,中国的作【诸藩列传】的,并且还记载了吴国和唐国向日本“朝贡”的记录,而且明确用的“贡”这个词。
顺带还把中国的“列传”扔到了【诸藩列传】的最后面,因为日本可以影响琉球、朝鲜、虾夷等,却影响不到中国,所以扔到最后面;就像是中国这边把荷兰等国扔到最后面一样。
新井白石曲解道:华,是一个文化概念。对日本而言,日本就是华,其余都是夷;而中国这个词本身,却代表了“华”这个概念的中心,所以不能这么叫,而要叫地名。
我信儒教,那我就可以是华,周边就是夷。我可以是华,你也可以是华,但你叫你的,我叫我的,咱们之间互不影响,各自关门自己造天下。
这一点,雨森芳洲也没有什么疑义。
新井白石在审理了偷渡日本的传教士后,从昔年东西罗马教会分裂这件事中,找到了灵感。
中国有中国的天下,日本有日本的天下;中国的天下里把日本视作诸藩,日本的天下里也把中国视作诸藩。
加之朱子学的“化夷为夏”的概念,可以说日本特色扭曲的“小中华”和“华夷”理论,已经基本成型。
这个扭曲的理论,是“关上门自嗨”的理论,因为双方之间隔着大海,官方交流有限。
可一旦大海的距离可以被轻易跨过,那这就很容易被魔改为一个侵略理论。
刘钰的儒学底子不足,只能从“限制贵金属流出”的角度,去看新井白石的贸易信牌政策。
但雨森芳洲的儒学底子深厚,所以是这样看待贸易信牌制度的:是日本发给中国商人信牌,允许中国商人贸易,其实和中国给各藩属规定几年一贡是差不多的。所以贸易信牌制度下,日本是中心,而中国是诸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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