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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封让皇帝心生犹豫的奏折,这些天一直在皇帝的手边,皇帝也做了一些批复。
“你还是个娃娃,懂得什么?想的还是太少。”
“你既说过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。朕早就叫你思考,何以为体?何以为用?”
“体者、道也;用者、术也。至于兵战之事,亦是如此。为将者用术、为帅者用道……”
洋洋洒洒的一大堆批复,总结起来就一个意思:
你个小孩子还是想的太少,格局眼界也就是个将军或者一方督抚节度的格局。虽然你的战争之“术”学的很明白,可是战争之“道”却是还没到火候,以后不要只看西洋学问,多学学孙吴、纵横等学问。
像你说的这么打,一个一个的啃下罗刹的城堡,这得用多少时间?九月就要下雪了,到九月能啃下来几个?天寒地冻的时候,朕拿什么去挖之字壕?让将士拿牙啃?
这边的战事不快点结束,罗刹人难道不会和准噶尔接洽吗?准噶尔一旦在西北配合,国朝就要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,到时候又怎么办?
战争在开始打之前,就要先想到怎么结束。
如果只是个将军的格局眼界,你说的很对,既体恤士兵,又能以正兵破敌。但放在一国之君眼里,你写的这些东西就是有用的废话,朕必须要在明年结束对罗刹的战争,更主要是要让蒙古看到大顺已雷霆之力快速击败了罗刹国,所以你那办法不能用。
至于你说的什么等到日后再打,更是无稽之谈。就以前明为例,不要说叫门的英宗,就是建文帝,那是朱元璋所期盼的吗?谁能预料身后的事?谁又能保证日后辽东人口滋生的时候一定是个明君在位?
把刘钰“批判”了一番后,又在批复的最后写道:“待你归来,入上舍而选龙禁,常在朕身前,朕当常开导开导你才是。”
看上去批判的话挺多的,实际上李淦对于刘钰还是很满意的。
整体的语气,也更像是一个对后辈有所期待的大人对小孩说的话。
奏折上,潜入罗刹城堡、侦查发现有日本人和船、猜测探险家要去测绘黑龙江下游到日本地图、准备从永宁寺回来后半途劫杀抢夺地图等一段内容,李淦还画了一个好大的圈,批了四个字:勇且智,善。
这封奏折远远高出了李淦的期待。
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,又不是公侯家袭爵的嫡长子,怎么可能真的要求他从全局去考虑事情?不过是怕过多夸奖而至骄傲罢了。
详实的图画、攻取棱堡战术的详解、沿途考察的部落心态等等这些。虽然字不咋地、文笔也差得远,但言之有物,这一点就难能可贵。
这封奏折送到京城后,李淦还和几个京城中的老将们探讨了一下,都觉得刘钰说的办法很好用,确实得了西洋铳台攻防体系的精髓。
只是对于刘钰所说的“如果不按这个办法、又不长期围困,而选择强攻的话,五百人的棱堡得做出两三千人牺牲的准备”这番话,众人并不全然相信,觉得有些危言耸听。
太宗李过在荆襄之战时曾说过一句话: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?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?不是。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?不是。人的正确思想只能社会实践中来。
这话这些年已成为了这些年尊陈亮、叶适的浙东学派重新构建心学、解构“致良知”的重要支柱。
此时用在战事上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大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和西洋人打过仗,更没有攻取过西洋人的棱堡。
堡这东西,他们不是没见过。
西南土司也有堡,但打起来只要架好炮轰一阵就能攻下。
按他们所想,有了大炮之后,堡还有意义吗?
这罗刹人的堡虽然修的似乎却是合于天道,但未必就真的这么难攻吧?
五百人的堡,硬攻要死个两三千人,这可能吗?
明末时候,天主教徒韩霖倒是写过一本介绍棱堡的《守圉全书》,明朝也在雄县修了几个棱堡。
问题是大顺记忆中,在雄县根本也没怎么打过仗。
没打就降了,这棱堡也就根本留不下深刻的记忆,最多也就是个长得奇怪一点的堡垒,好像也就那么回事。
之后大顺虽然对天主教传教士很宽容,写书的韩霖也早早投顺做了“礼政府从事”,还翻译过《如何克制七宗罪》,力图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融合天主教七宗罪和存天理、灭人欲;还写过《圣徒信证》认为儒、释解决了“我是谁”、“我要干什么”这两个问题,如果融合天主教就可以解决最终的“我要到哪里去”,并且认为儒家一直没解决“我要到哪里去”的问题。
此人一度成为大顺朝内的西法党领袖人物,可谓人不微言不轻。
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,张霖的这本《守圉全书》并没有泛起太大的浪花。
张霖写这本书时的外部环境,是后金拥有当时东亚最强的炮兵、明军野战打不过后金,所以一些人琢磨着怎么修更好的堡垒。
现在的环境……后金已经被犁庭扫穴了,东亚最强的炮兵就在京城里;旁边的对手全是弱鸡,大顺处在攻势;最大的敌人是准噶尔,缩在西北,大炮也不多,没有逼到大顺在边境修棱堡的地步;需要压制的东蒙古诸部,连铁锅都得买,修防炮的棱堡那是有钱没处花了;徐光启所预言的将来大患西洋人,从海上来的话,水师固然打不过,但只要有一支野战部队不被西洋人登陆切断漕运,那也不用担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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