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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一九三九年联共布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,直到今年的一九四九年,联盟已经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没有召开全国性质的代表大会了,换句话说,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,也已经有十年时间没有进行大范围的调整了,当然,之所以如此,也是有客观原因的,毕竟持续四年多的卫国战争,将联盟的整个建设进程都打断了,从而导致十八大所确定的经济建设中心任务未能完成。而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,联盟的主要核心任务,并不是进行干部队伍的建设亦或是大政方针政策的重新制定,而是要将全部的精力,都投入到战后重建的工作中去,因此,早就应该召开的十九大,才会一再被拖延。
在维克托重生前的那个世界里,有一种说法,说是联共布的十九大之所以迟迟不召开,是因为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阻挠,而斯大林同志之所以阻挠十九大的召开,是为了保持他个人在联共布中央独断专行的权势......好吧,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言之凿凿的,也颇有几分可信,但在事实上,即便是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威信足够高,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阻挠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。
按照正常的逻辑,只有在斯大林同志个人威望不足,无法对布尔什维克党施加足够影响的情况下,才会有阻挠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企图,可问题是,一旦他的个人威望无法有效控制局面的时候,全国代表大会是不是能够召开,也由不得他说了算了。就像在维克托前世的时候,一九五七年,以莫洛托夫、马林科夫以及卡冈诺维奇等人为首的主席团成员,试图罢黜赫鲁晓夫,其结果,便是引发了大量中央委员的串联,最终,由中央委员会做出决策,将莫洛托夫等人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拉下了马。
由此可见,若是斯大林同志在党内的威信不足,不足以牢牢控制局面的话,那么他想要阻挠全党代表大会的召开,是根本不可能的,那些能够在党内对他地位构成威胁的人,自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,将他直接掀翻在地。
而反过来,若是他的个人威望足够高,可以牢牢控制住局面的话,自然也就没有必要阻挠代表大会的召开了,换句话说,在过去十年里,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未曾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,其根本原因只是没有召开的必要,或者说是条件不许可罢了,与斯大林同志个人的意志关联不大。
重生到这个世界已经足够久了,维克托自然不会再将前世那些流言蜚语放在心上,他现在真正关心的,是布尔加宁所提出的这个建议,会不会在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中获得通过,以及一旦建议获得了通过,新的代表大会又将在什么时候正式召开。
一个根本性的问题:为什么布尔加宁会在这个时候提出召开新一届党代会的建议?
其实这一点并不难理解,从宏观的方面来讲,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到现在,第四个五年计划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: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,联盟已经完全医治好了卫国战争所造成的创伤,受到战争破坏,甚至是被战争摧毁的地区,得到了有效的重建;受损的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得到了全面恢复;工农业生产回到并超过了战前所拥有的水平;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水平,较战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。总而言之,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所仓促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,完成的很顺利,很成功。
从理论的角度来讲,由于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,联盟并未召开过全国性的党员代表大会,因此,在国家由战争状态向和平时期过度的过程中,便缺少了一个统一思想,确定理论路线的过程,从整体上来看,在过去几年里,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思想其实是比较混乱的。
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这几年里,联盟内部在理论方面占据主流的,当然还是斯大林同志所推行的理论体系,也就是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理论体系占据主导地位,但是,在这个前提下,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理论观念,在这其中,最具代表性的,便是日丹诺夫同志的理论体系。如果对日丹诺夫同志的理论体系做一个概括的话,大致的内容就是:经济上,主张更多的发展以日用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,外交上,尽可能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,政治上秉持更加开放、民主的氛围等等等等。
正是因为这种思想上的不统一,才在联盟内部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,比如之前的列宁格勒事件,其实就是由这种思想不统一所直接造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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