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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美国人,穆勒可没有那么多政治方面的思维,在遗传学的问题上,他是孟德尔-摩尔根的拥趸,他坚信后天的获得性是不可能对遗传构成影响的,因此,从学术上说,他也的确是不认可米丘林学派的观点,于是,在面对李森科指责的时候,他索性大大方方的承认了自己的立场,并尖锐的指出,米丘林的学说在遗传学上是讲不通的,是错误的。
于是,至此,双方的争论进入了最高潮。
当时,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份,也就是当年的年初,恰逢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在列宁格勒召开,斯大林同志专程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,出席了这一次会议。
就在这次的会议上,李森科利用发言的机会,对瓦维洛夫和穆勒展开大肆的抨击,当然,他的抨击不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去展开的,而是从政治角度发起的。他在发言中宣称,他的“春化法”是与米丘林同志的学说一脉相承的,因此,是革命的,是社会主义的,也是苏维埃的。
至于反对他“春化法”的那些人,则是反对米丘林同志学说,并坚定拥护摩尔根学说的。摩尔根是什么人?美国人,而且还是一个持反共立场的美国人,这样一个人的学说,自然也是反革命的,是资产阶级的,甚至是帝国主义的。因而,那些支持摩尔根学派的人,自然也是反革命的,是资产阶级的,是与苏维埃格格不入的。
所以,李森科对待学术矛盾的手段,就是:我说不过你,就给你扣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,我反驳不了你的学说,就从肉体上毁灭你。
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,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,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份,而就在两个月前,也就是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份,列宁格勒刚刚发生了一件大事——斯大林同志的亲密战友,也是政治上的牢固盟友基洛夫同志,刚刚遭遇刺杀,内务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,刚刚进入高潮,按照内务部的汇报,基洛夫同志是死于一场阴谋的,在列宁格勒,甚至是在全联盟范围内,都潜藏着为数众多的反苏维埃分子、间谍分子以及破坏分子。
当时的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?难道就为了参加这么一个农业方面的会议吗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,在这里,只能说李森科同志的运气太好了,或者说,他的政治嗅觉太敏锐了,尽管此人不是个搞学术的苗子,但却是个搞政治斗争的行家里手。
他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时机,用一个最佳的借口,将他的学术对手当做政治敌人给消灭掉了。就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,瓦维洛夫同志便被判了死刑,作为美国人的穆勒则借口去西班牙支援革命,仓皇的逃离了联盟,不仅如此,当时整个“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”几乎都被清洗干净了,这个从列宁时期就建立起来的重点育种机构,就这么彻底被废掉了。
而就在整垮了瓦维洛夫之后,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,李森科的际遇可谓是顺风顺水,他很快就成为了克兰科学院院士,两年后,又被授予了一个“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”的称号,从那之后直到卫国战争爆发,他一直都在乌克兰推动普及他的“春化法”。
前世的时候,维克托虽然对联盟的历史了解不多,可他却偏偏知道李森科这个人,要知道,在维克托的前世,中国的生物学、遗传学界,也曾长期受到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和干扰,从五十年代初,一直到五十年代末,将近十年的时间里,中国国内的学术界都不乏反对李森科主义的声音,但同样也一直受到压制。实话实说,李森科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解决学术争端的做法,以及他本人所吹捧的春化法,对五六十年代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,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。
注意力从回忆中拉回来,重新放到手里的那封信上。
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,米利恰科夫同志显然也很不看好李森科所谓的“科学理论”,但按照他的讲述,李森科在乌克兰农业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,即便是苏卡切夫也没办法与他相提并论,最重要的是,乌克兰的大量官员,都高度认可李森科的理论和地位,认为他的育种方法是扭转乌克兰农业局面的最有力武器。
作为一个刚刚离开监狱,重新返回岗位的“戴罪之人”,米利恰科夫可不敢公开质疑李森科,尽管他是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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