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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才,他去外交部参加了一个会议,有关英国问题的一个会议。
加尔各答所爆发的宗教冲突,震惊了全世界,一直都在关注着印度的莫斯科,自然是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,作为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同志,约见了英国驻苏联的临时代办弗兰克·罗伯茨,向其表达了联盟对印度问题的深切关注。
必须强调的一点是,联盟向英国方面所表达出来的态度,是“深切关注”,而不是严正指责,要知道,在加尔各答宗教冲突发生之后,华盛顿的态度就是严正指责,杜鲁门先生的发言人对媒体的表态,是美国认为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体系已经到了破产的时候,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,伦敦应该选择一种体面的方式离开印度。
必须承认的一点是,加尔各答宗教冲突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太恶劣了,《华盛顿邮报》上刊载的那些图片,不管是密布街道的死尸,还是布满屋脊的秃鹫,都令人看过之后毛骨悚然,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虑,这样的惨案都是耸人听闻的,是现代社会道德所难以接受的。
整个冲突的起因,就是真纳提出的“印巴分治”构想,他从穆斯林教徒的角度出发,认为独立后的印度不能是一个整体,而应该分为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,为此,他所率领的穆盟,拒绝了国会中授予穆斯林的五个席位,坚决要求巴基斯坦自治。
穆盟的立场,被国大党批评为“对印度的背叛”,于是,双方的冲突由此而起。
当然,在冲突最初爆发的时候,其烈度并没有这么大,其烈性化的最直接原因,在于英国驻印度总督魏菲尔,他先是对印巴分治的构想表示赞同,随后,又在与国大党方面会谈的时候,支持国大党单方面组织临时政府。除此之外,在宗教冲突爆发之后,他还一方面安排人挑唆双方扩大争斗,一方面安排军警对双方进行镇压。在那横尸街头的五千人中,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军警射杀的。
阿奇博尔德·珀西瓦尔·魏菲尔元帅,他在印度做了四年的总督,自认为对这个国家非常的了解,且有能力打破这里的政治僵局,将这片富饶的大陆继续留在英国的殖民版图内。但事实证明,他对这个国家一点都不了解,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,不仅未能将印度留在英国的殖民版图内,反倒加快了它的脱离。
一场加尔各答宗教冲突,将英国的殖民政策变成了众矢之的,几乎是一夜之间,全世界都充斥着对伦敦的批评,其连带的效应,就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,都开始变的动荡起来,这其中就包括了北非的利比亚,的黎波里塔尼亚寻求独立的游行示威,就在加尔各答宗教冲突后的第三天爆发了,如果说两者之间没有关联,恐怕都没有人会相信。
所以,现在英国人所面临的麻烦是前所未有的,他们的焦躁也是可以预见到的。
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联盟向英国人做出了某种程度上的示好,一个不痛不痒的“深切关注”,足以让伦敦意识到联盟在外交立场上的转变了。
事实也恰恰如此,就在莫洛托夫同志与弗兰克·罗伯茨的会面结束之后,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人员,便监听到了弗兰克·罗伯茨向伦敦方面所发送的电报,他在这份电报里详细阐述了此次莫洛托夫同志代表联盟所做的表态,同时,向伦敦提出了一项建议:他认为苏联对英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,尽管他不认为这个奉行共产主义的国家联盟,可以成为大英帝国值得信赖的朋友,但直接将缺乏友谊的关系,简单界定为敌对,显然也是错误的,因此,他建议伦敦应该修改对苏政策,尽最大可能与莫斯科保持一种不基于互信,而是基于利益的务实型外交关系。
弗兰克·罗伯茨的这份电报,对于莫斯科进一步确立对英关系政策,是非常重要的,有了这样一份电报做基础,联盟就能在后续的工作中,进一步表明修改对英政策的立场。
对于维克托来说,他对这份电报的出现也是非常满意的,因为有了这份电报的存在,就说明他此前所提出的建议,现在已经具备了切实的可行性,如果联盟与英国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,能够多一些有利于彼此的互动,那么他在此前所提出的那三点建议,就有望能够获得通过了。
不要认为这些事情对维克托自身来说是无关紧要的,恰恰相反,如果他的建议能够在中央委员会中获得通过,那就说明其在联盟的外交事务上,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言权。为什么?因为他已经切实的参与到联盟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去了,换句话说,他所提出的外交建议,已经有资格获得中央委员会的认可了。如此一来,在下次再涉及到外交问题的时候,他所提出的观点,别人就不会全不当回事了。
年轻的干部是如何锻炼出来的?又是如何一步步受到领导重视的?不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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