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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,还是检察系统亦或是法院系统,乃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、中央监察委员会,都是联盟的内部机构,从某种意义说,这些机构的存在,都是为了保证联盟的安全与稳定,维护联盟社会秩序的。

联盟的部门与部门之间,是不可能存在对立关系的,充其量是职权上的制约关系,而不可能出现你来我往的对立乃至敌对关系,敌对从根本上说,属于一种情绪,而情绪是专属于人的,一个部门则没有情绪可言。

在正常的机构体系内,这些部门都应该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,就像萨福诺夫他们所提出的“法制”理论,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好,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罢,都没有参与司法的权力,他们的调查权、逮捕权,都应该受到约束,而给与他们约束的部门,就是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。

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,掌握着司法权,他们有权判定某人的罪行是否成立,给其什么样的判罚,但是却没有权力去执行调查和逮捕等行为。

因此,从程序上来说,这就是一种分权,是一种制约的机制,它能保证司法不受,至少是少受认为因素的干扰,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证联盟司法体系的公正性。

只有这种司法体系建立健全了,人们才能有安全感,社会才能长治久安,才不出现某种基于人为而造成的政治性灾难,就像战争那几年所出现的混乱一样。

从根本上说,尽管内战在二十年代初就结束了,但联盟在对德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十几年时间里,其实一直都没有稳定过,尤其是在政治上,一直处于动荡的环境下,各种思想激烈的碰撞,导致了一系列惨烈政治斗争的出现。

按照维克托前世那些流行的说法,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同志为了铲除异己、肃清反对派而搞出来的政治迫害运动,曾几何时,维克托也对此深信不疑。

但是重生之后,尤其是在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实际掌控者之后,他能接触到联盟几乎所有的封存档案,因此,也对真正的历史事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。

从联盟现在的档案材料看,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,从列宁时期便已经存在了。在1918年的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,刚刚掌握了政权的俄共就险些分崩离析,正是在这次大会上,列宁同志所做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政治报告,遭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激烈反对,最终的票选情况,是30票赞成、12票反对、4票弃权,按照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的原则,列宁同志的报告只能算是勉强获得通过。

随后的几次代表大会,这种与反对派的斗争也从没停止过,包括与奥新斯基、斯米尔诺夫、李可夫、托姆斯基等等人的斗争,包括与季诺维也夫、加米涅夫等“新反对派”之间的斗争,这都是列宁同志在世时期发生的。

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27年,联共(布)召开十五大之前,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,举行了个全党公投,在斯大林同志确定的纲领与托洛茨基制订的纲领之间做出选择,结果,全联盟范围内的支持斯大林同志,并参与投票的党员有七十二万五千余票,而支持托洛茨基的则只有六千余票。

所以,联共第十五大,其实就是斯大林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树立起个人权威的时候,因为正是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,托洛茨基、季诺维耶夫、加米涅夫、皮达可夫、斯米尔诺夫等人在内的九十八人,几乎囊括了从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直到当时的所有反对派,统统被开除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。

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,包括季诺维耶夫、加米涅夫、布哈林等大部分在十五大上被开除出党的人,在后续的几年中,不仅仍旧身居高位,而且还陆续被重新接受入党,又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。试想,如果斯大林同志真的是单纯为了排除异己,清除掉反对派,当时为什么还要给这些人一个重新回来的机会?

欲擒故纵吗?

请相信一个现实,在政治斗争中,没有谁会用欲擒故纵这一手计谋的,因为这是个只讲究夜长梦多的地方。

在后世,朝斯大林同志身上泼脏水的人很多,而在这其中表现最抢眼的,显然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了,可即便是这位脾气暴躁的“斯黑”,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着:“这个人在暴怒的时候可能造成很大伤害,但当你证明自己确实正确,又向他提供了合理的事实时,他会明白,这个人是在坚持有益的事业,并予以支持……是的,当你坚决反对他的意见,如果他又相信你是正确的,他就会放弃原先的观点,接受对方的观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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