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636章 高爵士想改革香江货币政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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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江银行公会执行委员会讨论的内容，关乎接下来香江股市、地产业等等的走势，举足轻重程度显而易见，但更具体的过程肯定没有娱乐圈那种爆料吃瓜新鲜有趣，而财政司夏鼎基首先争取到银行业对政策变化的支持，便算达到了本次会议的目的，

不过，高弦心里对不论是直接的银行业加息，还是整顿风头正劲的财务公司，衍生出金融三级制，以达到更有效的银行业加息，进而遏制港元汇率颓势，这个最终目的的方法，持保留意见。

诚然，从学术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，通过调整利率，汇率会朝着所希望的方向变化，但这是基于过往模型，而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，剧变的格局属于破天荒的头一回，就像“老剧本”里二零二零年的那种疫情引发的震荡，学术理论和历史经验往往不那么灵光了。

否则的话，现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，也不会被经济滞胀折腾得焦头烂额，以至于米国开始搞休克式疗法一般的加息了。

要知道，人家搞经济、玩金融的资历，至少上百年，进而积累下来的专业人士数不胜数，但凡有周全的解决之道，也不会以农业和制造业严重受创为代价。

在高弦看来，如今港元贬值得让奉行“积极不干预”政策的财政司夏鼎基开始行动起来，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

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英国国力衰退，经济实力减弱，英镑更是数次贬值，影响到了香江的经济，英镑汇兑本位制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，当英镑在一九七二年实行汇率浮动后，港元很快和英镑脱钩，改为和美元挂钩，即官方汇率为一美元兑换五点六五港元。

讽刺的是，那个时期正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，同样面临巨大贬值压力的美元也不那么靠谱，在一九七三年二月贬值百分之十，与美元挂钩的港元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，把官方汇率调整为一美元兑换五点零八五港元

可惜，美元贬值的能量太大，港府根本扛不住投机的国际游资，于是很快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宣布，港元和美元脱钩，实行汇率浮动，当时市面上港元已经升值到了一美元兑换四点九六五港元。

港元实行汇率浮动后的初期，收效还行，港元汇率维持在有利于香江经济发展的区间，但接下来就差强人意了。

这从高益和港府联合编制的，旨在反映港元外汇整体价值的港元汇率指数，便能看出来。港元汇率指数在一九七八年便跌破了一百，去年，也就是一九八零年，更是下降到了九十多一点，今年肯定跌破九十，至于港元和美元之间的市场汇率早就破六了。

高弦的看法是，归根结底，还是香江的货币政策，出了问题。港元实行汇率浮动政策，随机应变的自由倒是有了，可却缺乏清晰的货币政策目标，尤其香江还没有中央银行，港府操作的随意性就大了，以至于形成隐忧。

举个例子来讲，原则上，港元发行的逻辑非常简单，即取决于香江外汇基金里的外汇储备。

惠丰银行、渣打银行、有利银行发行港元纸钞的时候，先向外汇基金存入相对数量的美元，以换取负债说明书，但这几年的实际操作流程却是，惠丰银行、渣打银行、有利银行无需预先交予这些外汇，只要把所发行的港元数值，通过拨帐的方式，转进外汇基金在这些发钞银行的账户，即可换取负债说明书，至于实际对应的发行准备外汇，外汇基金会用这些港元余额，从外汇市场购入，而这个空间不能不说提供了一种随意性。

因此，高弦认为，香江的货币政策是时候进行改革了，而不是大难临头的时候，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。

当然了，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香江银行公会执行委员会讨论的范围。

等会议结束后，高弦邀请道：“夏鼎基爵士，有空吗，找个地方坐坐，我们可有段时间没促膝长谈了。”

面对堂堂的高爵士，最年轻有为的港府行政局议员，夏鼎基当然有时间。对这次会议结果还算满意的他，心情不错地笑道：“那就请高爵士安排吧。”

高弦微微颔首，“那就去文华酒店的香江会。”

香江会重建会所大厦，所需资金“赖”着香江置地先垫上，等新会所大厦建成后，用所得租金分期偿还，于是香江会有时候自然要听香江置地的意见，比如目前暂时搬到了文华酒店，而这个环境，还是很适合高弦和夏鼎基休闲放松的。

“夏鼎基爵士肩上的重任越来越大了，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，正府重任要系于一身了。”高弦恭维道。

做为香江的“财爷”，财政司夏鼎基是港府三把手，他上面的二把手布政司姬达，今年就到退休年龄了，而当了十年财政司的夏鼎基，是港督麦理浩中意的布政司接任人选，加上港督麦理浩处于第四度延长任期状态，身体健康有些吃不消，有时候要回伦敦看看病，需要港府二把手布政司代理职权，所以，夏鼎基身上的担子还真不轻松。

算起来，夏鼎基和高弦认识的时间已经超过十个年头了，颇有交情，在这个私下场合里，难免情不自禁地吐露心扉，“香江这个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国际大都市，正在浮现出来的治理难题，有点让我食不知味啊。”

高弦听得微微一笑，夏鼎基在财政司这个位置上，对港府开支方面挺精打细算的，而港督麦理浩上任后，施政重点之一就是改善导致之前香江社会动荡的民生问题，广建房屋、九年免费教育等等，都离不开钱，逼得夏鼎基这位香江“财爷”想法子四处开拓财源，但往往收效甚微。

比如，一九七六年，夏鼎基想增加股息税，最终在港府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反对下，而不得不搁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