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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条件的话,谁不想享受?在崇祯看来,东江军将领们就是没钱,可不是个个都清廉自守,与民同苦乐。
要知道,军营里看不出什么,将领的宅院家庭才能看出问题。哪个中高级将领家里没有田地,哪个高级军官的宅院不是宽敞豪气?
但郭大靖的府宅只相当于内地的小富之家,甚至在仆佣方面,连个小地主都不如。
“郭大靖的正室妻子,也正如外面传言,缺了只手臂。”太监继续禀奏道:“也不是大户出身,应该就是乡野之家。”
崇祯点了点头,说道:“郭大靖是家破人亡,其结发妻子和他共患难,也是被建虏所荼毒致残。想来,这就是他拼命杀敌的原因所在,为了报仇雪恨。”
挥了挥手,崇祯命太监退下,情况基本了解,也不必太多了。
崇祯的目光再集中在捷报上,看到东江军浴血奋战,以较为惨重的伤亡,收复了复州和盖州,将建虏赶过海州河,不禁连连颌首。
经过遵化大捷,崇祯对东江军的战力一下子有了极高的信心。毛文龙亲自指挥,趁建虏兵力较少展开行动,取得这样的大捷并不意外。
只是,捷报中又写道,因为骑兵全部调动,跨海勤王,因此而难以扩大战果,使得建虏能够从容而退。
“还是缺战马,才获胜却难以重创东虏啊!”崇祯很是遗憾,轻轻地叹惜。
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,能够斩首两千余,那敌人至少在万人以上,甚至是五六万也不意外。
只是因为难以追击,而使建虏能够全身而退,确实令人扼腕惋惜。
“在蓟镇外重开马市,兵部还未议定吗?“崇祯皱着眉头,抬头询问王承恩,显得有些不悦。
王承恩赶忙上前,从一撂奏疏中找到兵部的,呈给崇祯。
马市,是明代长城沿线九边地区的民族贸易活动的主要市场,是长城内的汉族和长城外的少数民族,主要是和蒙古族、女真族在指定地点的定期互市。
马市的发展以隆庆议和为界,前期是以官办的朝贡贸易为主;后期马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,由朝贡贸易发展为自由贸易,由官市过渡到民市。
明廷设置马市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加强对周边各族的统治,是实行怀柔政策的产物,是羁縻夷人,“以不战为上兵,羁縻为奇计”的统治方针的具体化。
隆庆议和之后,汉蒙贸易兴起,民市贸易占主导地位。
其市场分大、小两种,大市每年仅开一次,参与互市的主要是蒙古各部的酋长及贵族。小市多设在各边墩堡旁,或在边地划定市场交易。
官市有固定的地点,确定的时间,有专人管理。一般是每年一次,或每年春秋各一次,主要是以内地的丝织品、茶叶、铧犁、铁锅等生活和生产资料换取蒙古、女真各部的马匹、皮毛等畜牧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。
由于官市规模大,制度严,专门在边堡处建立贸易市场,往往有数里之广。仅大同镇就有新平堡、宁口堡、得胜堡、杀虎堡等处市场。
同样,官市的成交额也很大,只大同镇,每年规定易马数量为一万四千五百匹,实际每年易马总数都在二万匹以上,民间买卖成交之数尚未计算在内。
民市一般每月开设一次,所以又称月市,有指定的场所,商人、边民可以在这里自由互市。
人们对每月一次的民市,也觉得相隔时间过长,甚感不便,于是便又出现了数日一次或随时互市的“小市”。
小市一般也有指定的地点,不限规模,买卖频繁,人皆称便。
尤其是在每年春天,
贫苦牧民缺粮少米,“愈见狼狈,有畜者每次巡于边各口,求官权易。一牛易米豆石余,一羊易杂粮数斗。”
“无畜者或驮盐数斗,易米豆一二斗;挑柴一担,易米二三升。或解脱皮衣,或执皮张马尾,各易杂米充食。其瘦饿之形,穷困之态,边人共怜之”
除了官市、民市,还有“私市”,则是走私贸易,而长城两侧都是私下以物易物的场所。
尽管当时明廷统治者严厉封锁,禁止内地一切物资出塞,又禁止一切牲畜产品入塞,违禁者充军甚至杀头。
但是长城沿线的走私活动却越来越多,私市愈来愈盛。蒙古各部领主不限制走私活动,反而参与私市贸易。
汉人则通常会组成走私集团,专门经营皮毛、马鬃、马尾等畜牧产品。这种走私,一般是内外相通的,因而货源多,获利大。
在官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下,私市贸易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。比如西北边地茶马私市就十分兴隆。内地商人通过种种办法将私茶运往边地易马,结果造成“番人上驷尽入奸商”。
就连一些边防将吏、文武官员,也每每“以私马窜易番马,冒支上茶”,参与有利可图的走私活动。
嘉靖年间之后,北方蒙古各部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二元经济发展,人口日增,生产生活物资需求更大,已不满足于朝贡马市贸易。
而明廷严格限制贡市规模,压低马价,并严禁铁器入市,严重阻碍了蒙古社会上下阶层的生产和生活,矛盾愈发尖锐,终于爆发了“庚戌之变”。
隆庆年间,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之后,明朝终于迎来了长时间的和平,马市贸易也兴旺起来。
其实,马市贸易是双赢互利的。一方面改善了明朝的财政状况,和平环境的出现,也使明廷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减少。
而明廷通过马市税收,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。此外,官营马匹也是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。
“互市中的上等蒙古马,每匹只用银八两余,中等马七两余,下等马六两余,而民间折价一马二十四两”。
蒙古马不仅质量好,而且价格便宜,堪称“物美价廉”。官府购买一匹蒙古马可赢利十几两子银,运营得当,可是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。
但到了崇祯年间,对于关外蒙古诸部的态度时好时坏,马市贸易又起浮不定。
可能是眼见察哈尔部难以协助明军抗衡后金,崇祯又是革市赏,又是断马市,引得林丹汗在大同犯边,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。
而在当时的形势看来,虎墩兔虽然西迁,但对于后金依然有牵制作用。在宣大边外,如果和平相处,也能起到屏障的作用。
但崇祯就心疼那点抚赏银,借着边外饥荒,竟想趁机饿死蒙古诸部,从而消除边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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