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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部书是中国语言汉字的科学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,在中国语言学史上,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有几个方面能够说明其重要性。
首先它是之后数千年的读书人,解读《五经》的门钥匙,以字典的体例解释了书中的每一个字。
其次是字型,许慎出于严谨治学之目的,尽他当时的能力,去尽量找到每一个字最古老的形态。
其中包括了孔子壁中书及《春秋左氏传》里的“蝌蚪文”;西周《史籀篇》里的籀文,秦朝有《仓颉篇》《爰历篇》《博学篇》里的正篆,还有西汉《尔雅》、《凡将篇》、《急就篇》、《元尚篇》、《训纂篇》、《方言》;东汉《滂熹篇》;以及从山川上碑刻和鼎彝上的铭文。
这就为华夏文明保留下了当时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体系。
更加宝贵的,是该书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古音资料,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,特别是上古音的研究,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上古音研究所能够依据的材料主要有两种:第一是《诗经》等先秦文的押韵情况,第二就是《说文》的谐声。
根据先秦韵文用韵的实际情况来归纳上古韵部,所得出的结果虽然比较可靠,但是,一方面,这样归纳出来的结果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材料来检验,另一方面,由于上古韵文的入韵字有限,要论定每个汉字的古韵部居,光凭韵文的材料还是很不够的。
这就需要利用《说文》的谐声系统来加以验证和补充。
《说文》有七千多个形声字,可以从中分析出一千多个谐声偏旁。
同一谐声偏旁的字虽然后世读音很不相同,或声有转移,或韵有更改,或声韵俱失;但上古造字之时,读音则是相同的。
因此,《说文》的谐声同先秦韵文的押韵一样,也都反映了上古音的基本面貌,两相结合,就能够大致还原出古音的读法。
当然随着科学手段的引入,如今周至正在研究的方言,其实也是第一手的资料。
而周至认为许慎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贡献,那就是他值得任何学问的研究者所效法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思想。
首先是“博采通人”“信而有征”。
《说文解字》于世间万物无所不包,许慎采取的方法就是“博采通人,至于小大,信而有征”,“”。
咸宗成说,皆有出处,是为信;
万物咸睹,靡不兼载,是为征。
翻译过来,就是论据的准确,可信,详实,全面。
二是“闻疑见疑”,“不知盖阙”。
许慎说文解字均据旧文,如果旧文自身出现了解释上的差异,能够辨明的,就加以辨明;不能辨明的,就将之并存;如旧文所无,或有所不知,则宁愿让它空缺着,也绝不胡乱解读。
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并列争议,留与后人。
这是一个相当严密科学的编纂思想体系。许慎将之定义为“本立而道生”。
先从理论上就立于不败之地,之后才能奠定其绝对崇高的地位。
第三是灵活,虽然许慎采集了许多的古字,但最终选择了“小篆”这一可以通达“古籀”的文字,为说解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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