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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儒学的发展,本来在明末时,应该进入一个大高潮。
如同西方的文艺复兴那样,经历过复古风潮之后,完成彻底的蜕变。
奈何历史和中国开了一个玩笑,更野蛮、更暴力的少数民族政权改变了华夏的思想走向。
从野蛮走向封建的满清政权,能够很好地学习旧有的制度,已经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极限了。
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超越时代,成为引领华夏前行的领头羊。
这个任务,还得交给当下的学者们来做。
南下的路上,针对江南的儒学现状,左梦庚、刘宗周、李邦华、黄宗羲等人没少进行交流。
纵观有明一朝,思想潮流的前端,始终都是在江南的。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
江南发达的商业社会,给了思想腾飞的平台。
这里本就不是依靠土地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,因此旧有的封建思想一直在这里比较薄弱。
当深受商业经济影响的东南学者们发现问题后,必然会去探索和研究,从而发出新声。
刘宗周之前和之后,都还有无数的学者崭露头角,以激进的思想启发着世人。
如果没有满清入关,相信再过数十年,华夏大地上一定会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如何在江南传播思想,进而影响全国,无论是左梦庚还是刘宗周,对此都十分重视。
他们的阵营现在还不到发出属于自己声音的时候,那么就需要一点技巧。
身为大宗师,刘宗周巧妙地找到了儒学的弱点。
那就是行动力不足,并且脱离基层。
不管儒家的学者们如何吹捧知行合一、学以致用,但根本的问题是,该如何知行合一、学以致用,自始至终都没有切实的办法。
儒家的学说除了能够塑造伦理、道德之外,对于实事的帮助微乎其微。
刘宗周从此入手,左梦庚跟着补刀,一下子就击溃了旧有思想体系的维护者方岳贡。
接下来,就是刘宗周的个人表演时间。
洋洋洒洒三个时辰的讲学,听的所有人如痴如醉。
最重要的是,刘宗周讲学的内容,并非是空洞无物的理论,而是结合了实际。
这些原本也是刘宗周的弱点,但是在临清的这段时间,深受左梦庚影响后,刘宗周深入各处,用理论结合实际来不断磨砺自己的思想,已经渐趋圆满。
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然义与利并非简单的对立,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。万民福祉、百姓生息,此非利耶?此利重乎?”
众人深思,并且深以为然。
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、天下攘攘皆为利往,无数生灵往返奔波,不就是为了一日三餐、柴米油盐吗?
可这样的利重要吗?
当然重要,而且最为重要。
否则的话,当百姓们生存不下去,揭竿而起推翻王朝暴政,此乃必然的结果。
一如西北的农民起义。
“百姓安康,国家安定,皆为利也,亦为大利。大利既大义,君子当明之而求之,方不负所学也。”
运用左梦庚教授的辩证分析法,刘宗周将古人严格区分对立的义与利结合到了一起,偏偏理论上又无懈可击。
无数儒家子弟追求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天下,以何为准?
当然是物阜民丰、天下太平了。
为何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始终为人所津津乐道?
不就是此般情景嘛。
“民富则国强,国强则安宁。谁能以所学助力民众富强,则必为千古圣人。诸君,还望摒弃空谈阔论,脚踏实地,不求闻达于天下,哪怕繁荣一方之水土,也是我辈士人治天下之责。”
刘宗周终于把大坑挖好了。
他号召广大士人、官绅、百姓把儒学和日常的生产生活联系起来,用儒学来促进生产。
问题是儒学这玩意儿能做到吗?
必然是做不到的。
而一旦有人这么做了,又发现做不到,那么肯定会反过头来质疑儒学,从而进行思考。
既然儒学改进不了生产工具,既然儒学提升不了生产效率,那么也就意味着儒学并不实用。
以此推断,儒学便不算实学,又与往圣先贤“知行合一、学以致用”的倡导相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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